低碳圈

深海的“蛟龙”升华了他们的人生

    ——写在世界海洋日到来之际

    “青年：推动下一波改变的力量”，面对今年世界海洋日的这一主题，在疾驶的“向阳红09”船上，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7000米级海试团队总指挥刘峰的思绪回到了20年前。

    1991年，年仅29岁的刘峰，人生被一封推荐信改变了方向。

    作为采矿机械专业高材生，他被当时的冶金工业部推荐到国家海洋局大洋协会工作。如果没有这封信，刘峰如今也许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在三尺讲台传道授业。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在国际海底开展了系统的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查活动。1991年3月，我国获准在东太平洋拥有了15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结核开辟区。2001年，我国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勘探合同》，使我国在东太平洋海域获得了7.5万平方公里、拥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的多金属结核矿区。

    随着对大洋了解的深入，刘峰越来越觉得深潜装备是离不开的工具，而深海载人潜水器是深海科考和资源勘探最基本的作业装备。

    “很紧迫。”刘峰说，当时国际上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深海调查，国际海底管理局也在抓紧制定热液硫化物资源勘探规则和富钴结壳勘探资源规则，但当时我国载人潜水器当时的最大下潜深度是300米。

    1999年，国家海洋局向科技部提出发展深海装备建议，经过多次酝酿，2001年年底，科技部高技术司组织专家论证，决定研制7000米级潜水器。

    “当时对7000米指标有争论。”刘峰回忆说，有人说下潜深度达到4000米就够，有一部分人提出，我国在国际海底只拥有那么小的一块区域，研究7000米级深度也没有多大科学价值。

    当时世界上载人深潜器的最大深度是日本创造的6527米，但刘峰坚持认为，虽然载人深潜还没到达7000米深度，但7000米有独特性，有科学价值。

    2001年12月1日，刘峰对这个日子记忆犹新，那天北京下了一场雪，交通瘫痪，不少人半夜还没回到家。但这丝毫没能影响刘峰当时的好心情，他刚应聘成为863计划“7000米载人潜水器”项目总体技术专家组组长、项目负责人。

    由于以前参与了863计划水下自制机器人、海底采矿等项目，刘峰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管理经验。担任“7000米载人潜水器”项目总体技术专家组组长，可以说没有悬念。

    “但‘蛟龙号’是我国深海载人技术从几百米到几千米的技术跨域，立项之初，到国外参观都困难，更何况了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要真枪实弹地做，确实很有压力。”刘峰深感重任在肩。

    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深海高技术研发的迫切需求与研发队伍奇缺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队伍到国际上给人当学生人家都不收。”刘峰回忆，当时“702所”有着丰富深潜器设计经验的徐芑南已经退休，他和702所联系，让所里创造条件，请老先生再度出山。

    其实早在1992年，徐芑南就给当时的国家科委建议，制造我们国家的载人深潜器。但是当时很多条件不具备，直到退休了，这个项目也没有启动。

    徐芑南本来准备去美国和孩子们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国家的需求，改变了他的计划。徐芑南来了，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弟子胡震的人生也被改写了。

    胡震出生于1968年，上世纪90年代末，南海石油开发形成热潮，挣钱也多，胡震和朋友商量开个海洋工程公司，结果公司开成了，胡震“临阵脱逃”了。他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担任潜水器副总设计师。

    胡震是海试团队中少有的全程参与任务的重要人物，刘峰形容胡震“对潜水器的毛细血管最熟悉”。

    但那个时候胡震和刘峰一样，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不够用。在最困难的2004年、2005年，单位新招了很多毕业生，但是新人接触项目、工程有限，以前就画画图纸，胡震需要以“研究+工程”的方式对他们加以引导，从设计、工厂、测试一条龙，都必须熟悉。

    直到2009年“蛟龙号”1000米级海试时，刘峰还对承担声学通讯的中科院声学所几个“娃娃兵”不满意，“不少都是80后，没有工程经验，带出去有很多顾虑。”

    但如今他自豪地说：“通过深潜，我们最大的收获是通过项目成长了一批人，这已成为我国深海装备研发的中坚力量。”

    2010年，美国西雅图的世界海洋大会上，刘峰应邀作主题发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这种场合应邀作如此高级别的演讲，“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如果说自己当时的改变还有被动的意味，如今刘峰更注重对青少年海洋意识的有意引导。

    大洋协会成立15周年举办了一场展览，一名来自甘肃的家长说，孩子上课来不了，自己准备拍点照带回去给孩子看。刘峰听闻后，结合展板给这个唯一的听众讲了一个多小时——“说不定他们学校就有孩子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