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服务

编者按：2012年6月9日，第八届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在中欧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全民医保：梦想与现实。搜狐健康现场报道，以下为现场嘉宾的精彩发言实录。

  

　　发言嘉宾：Arthur A.DAEMMRICH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助理教授


　　制药行业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是目前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中心，对于中国来讲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转向那些高附加值的行业，那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关于卫生政策的选择，也就是说要选择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形式。


　　首先我先讲一些医疗保健体系的一些核心的困境。如果我生病了我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危险，其他人生病也会对我产生风险，特别是传染病。所以我们思考医疗体系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医疗保险，让人们能够获得治疗，不会让人病死在街上，同时医疗保险体系的设计必须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大家觉得好的。因为保险是一种再分配，在国家体系中很难进行再分配，因为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你需要花钱给那些你不认识的人，看不见的人，人们不愿意这么做，所以说这个当然是美国的一个辩论的核心。


　　那么同样这个现象在全球都有发生，在设计保险体系的时候，有一个逆向选择的问题，甚至是优势选择的问题，就是说当你有私人保险进入的时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有多层保险体系的时候，那些更加有钱的、更加健康的人他们就会组成在一起，他们能够买到医疗保险，然后还有一些人，是高风险的人，他们的成本更高，但是他们却在一定程度上上不了保险，那不同的国家就对这种情况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当然没有哪个是完美的，都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我说到信息不对称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的跟你知道的是不一样的，我对于未来可能罹患疾病的信息是很不健全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生病，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得癌症，我当然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戒烟来降低风险，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需要多大的保险，这个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知道。


　　那么我作为个人，我要进行完全自由的选择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困境，所以说管理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患者他知道自己日常生活的更多的信息，可能不会告诉医生，所以说这样一来也会有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外医生与保险机构也有很大的信息不对称，保险机构无法控制医生的处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保险机构可能不太知道患者未来的情况，这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这样就带来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的困境，这实际上是三重困境，没有哪个保险体系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完全提供可获得性、可承受性和尖端科技的引入。所以说每一个体系都要进行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实际上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设计在制度之中。


　　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一个是美国的，他就好像把它看做是一个私人物品，也就是说你的保险是你的用人单位给你购买的，或者说你的政府给你购买的，你如果超过65岁，成本非常高，占GDP17.6%，而且它作为GDP的比例一直在增长，1970年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以后这个增长率是2.3%。


　　在德国它是公共和私营系统相协调的医保体系，通过地方的提供商实行配比，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会使得医疗服务有延迟，这样让个人很不高兴，另外一方面他们能很好地管理成本上升，他们的卫生开支只是GDP的11.6%，而且他的增长速度是比较低的。医疗保险是一种社会福利工具，我听说中国比较希望采用德国的方式。


　　英国是把它当做公共物品来提供的，政府购买保险实行配比制，要排队、要等着，通过这种方式来管理成本。另外还延迟了药物的引入，这样使得创新药的引入比较慢，既使是延迟了一年，也等于离这个专利到期又接近了一年，能够省很多的钱，这样成本得到了控制。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历史很重要，每一个国家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制度框架，在中国我们就谈到了是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革，要摸石头过河，这个是中国的改革路径，但是最终我觉得中国还是要进行选择的，就是选择一个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会锁定中国的未来20年、50年，当然以后也可以进行改革，但是它会有一定的锁定效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有重大的辩论，就是说政府能不能强制人们购买保险，高院现在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判决，这个问题是非常有争议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制度的锁定。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因为我们今天谈到了很多医院、医生的事情，我想讲一下生物行业和制药行业，这个行业实际上是一个全球行业，但是它是群簇的增长，先是在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增长，同时我们看到这些行业与大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最早创造了大学的实验室，然后得到了行业的增长，非常有意思。最开始它是一个市场性的行业，他们生产了很多专利药，跟我们今天的榜样很多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今天的制药行业相对来讲是比较新的一个行业，而且主要是基于专利还有医学科学，所以有很多的研究机构，他们既做研究，同时又做开发，又做营销。近段时间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所以我不知道中国想要怎么样，中国现在培训了很多博士、科学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所以说中国需要释放这个潜力。但是中国是不是有足够的市场，使得制药公司愿意在中国进行选择性地研究，同时要使得中国自己的制药行业充分地发挥。那很明显有一些政策的选择要作出，这会对中国未来的制药行业产生影响。


　　我在这里想说几点，一个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定价的问题，药品价格的控制可以有几种方法，那么美国一般没有任何的价格控制，可以说自由定价，所以他特别鼓励创新，那么欧洲是有参考定价的，比如说一个新药，他必须是某一个疾病组的平均药的价格。


　　还有一个问题，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可持续性的，因为这个行业他仍然能够获得很多的利润，从美国获得很多的利润，如果未来不能这么做，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全球的重新校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是有机会的，在这里，可能少花点儿钱买美国的债券，而在国内有更多的钱用于医疗行业。


　　这里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想要什么，中国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这个分析来进行一个判断，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数字，可以说世界应该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小部分的人，他们占了世界药品销售的40%，这是美国占了世界药品销售的30%，这实际上就是研究和专利的来源。


　　在这里的专利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美国的专利，我现在仍然进行测量，测量美国的专利，我不是每一个新药出来都可以测量，我是需要不断地进行校正。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中国申请专利，然后在美国申请专利，这是一个基本的数字，它根本的要点是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状况，但是这个情况在迅速地发生改变，不仅是以前，人们会预测，印度将会成为临床研究的一个中心，印度的医生他们讲英语，他们有很多大的医院，当时的想法就是所有的这个药品测试都会转向印度，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很有意思，实际上我拿到5年以前的数字，他就分析了印度在临床实验方面的这个数据。因为印度的政策选择，他们没有制订一些技术标准，使得他们的这个药品能够在全球进行批准，这样一来就减少了在印度进行的药品测试。


　　所以我想这里要进行一个国家选择，我现在也不知道答案，但是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中国是不是愿意开发以研究为基础的制药行业，还是要在改革的时候，主要用于管理现有的成本，你是想要做大蛋糕，使得这行业有机会发展，还是把这个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成本管理、成本遏制的任务。比如说像印度，印度他是一个仿制药的行业，只有富人才能够买专利药，这是一个根本的政策性的选择，而这个政策选择之后，中国就会走向一个制度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