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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一强的嘴唇因为干燥而有些发白。虽然来北京已经一个多月，但他对北京干冷的天气还是有些不适应。“感觉皮肤很干、嘴唇很干，偶尔还会流鼻血。”他笑着对记者说，润唇膏已经成为他的常备品。

2011年10月，庄一强获中国医院协会聘任为副秘书长，这使他成为在内地医疗界半官方机构任职的第一位香港人，直接参与内地医院行业协会管理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建言调研工作。

谈起自己获聘任，庄一强说，这与中国医院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拥有国际化的视野直接相关。

今年8 月，第二届中国医院协会全国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当选为第二任会长，李洪山当选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部长本人是学者型官员，在国外留学工作很长时间，思想比较国际化；协会秘书长李洪山是现任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和国际友人和外国合作方打交道比较多。”庄一强说，新一届领导班子相对地更具国际视野。

在过去的内地半官方机构里，任职人员大多是退休下来的领导，如卫生部领导或医院院长等。这届新领导提倡人员职业化、专业化和年轻化，要求不断创新协会工作的机制。黄洁夫在会员大会上特别提出，要积极开展同国外和台港澳地区的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国内外关于医院管理和建设的好经验和做法。第二届理事会聘请了港澳台、美国、欧洲的医疗管理专家担任名誉顾问，聘请了部分企业界精英担任顾问，并对副秘书长实行全职聘任制。“总之要精兵强将，打破干与不干一任五年的局面。”

拥有香港身份、国际化背景，同时在美国、香港、内地都有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庄一强，进入了中国医院协会的视野。

医学管理双专业

庄一强1986 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之后他没在香港行医，而是直接加入香港的跨国制药公司，先后在几家大公司担任高层。其间，他又在美国、香港攻读管理学研究生，同时进修了法律。

“我是80 年代香港较早一批跑中国大陆“卖药”的。”庄一强笑着向记者打趣。80 年代末，他开始到中国内地做药品销售，有很多机会跟医院的科主任、院长接触，对中国的医院制度有了很多了解。

“做药品销售要跟医院院长谈，你不能总是说这药怎么好，你买我多少药，跟院长就要谈得高层一点。我学医又学管理，之后在企业做管理工作，对管理学有一些心得。90 年代的时候，我会和院长谈一些自己对医院管理的看法，院长听后觉得不错。有的院长就说，你说的很好，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观点，下周我们医院要开大会，你刚刚讲的那些观点再给我们讲讲。”

推动管理专业化

这样，作为业余客串的庄一强就经常到医院给管理层讲从企业的角度怎么看医院管理。慢慢的，他开始对医院管理的话题有了兴趣，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十几年前医院管理不是一门显学，很多人也不认为这很重要。”

2000 年，庄一强正式涉足中国的医院管理研究。“当时感到国内的医院管理处于萌芽状态。好的医生提升做科主任、院长，但好的医生不一定能成为好的院长。医学是一门学问，管理学是另外一门学问，不是凭经验和热情就可以做好。”他认为，医院的管理应当是专业化、职业化的，最好可以引进香港的经验，推动医院管理。

抱着这种理念，庄一强开始到一些大学推广自己的观点。最后，中山大学接受了这个理念，开办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硕士学位的医院院长EMBA 班，学员多是医院院长。同时，庄一强在香港成立了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和香港《医院观察》杂志社，专职从事医院管理的研究、教学和咨询。

医院管办不分家

庄一强认为，内地与香港的医院管理有很大区别。首先，香港的卫生机构是“管办分离”，分为卫生署和医管局。卫生署主要对医院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进行制定和监管；医管局代表所有者即政府，对公立医院进行运营和整体管理操控。相对内地多数的卫生局来说，是既管医院又办医院，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所以自己办自己管就比较困难。

其次，内地医院的院长是作为干部身份获任命的，进入干部考核体系，行政化管理色彩浓厚。而香港则偏向职业化管理，如香港医管局主席胡定旭，他的专业是会计师，曾经在跨国企业担任高管，有管理企业的丰富经验。

此外，香港医生的薪酬要比行政管理人员高出许多，因此医学专业的人不愿参与行政管理，管理工作有专门的职业化运营团队。而内地的医生和行政人员都是差不多的薪酬，很多医生愿意担任管理工作，但对他们来说，管理是副业、医学是专业。

“内地和香港的体制、架构、工资薪酬都有很多不同，要改变并不容易。中国医院协会的新一届班子，也希望能逐渐推进内地医院管理的发展。”庄一强说。

外一篇：突破瓶颈 须改革县医院

作为行业协会，中国医院协会有与传统协会相同的交流平台的作用，不过，它更被赋予作为智库的功能：独立研究医管课题和发出行业呼声。

作为新聘任的副秘书长，庄一强一直关注内地县级医院的改革发展问题。他认为，县级医院是内地医疗卫生机构金字塔结构的中坚塔体，但一直被人忽视。

在香港《医院观察》杂志中，他用了几乎一整刊的内容介绍了中国内地县级医院的生存状况和竞争力排名。“各地区差距非常大，第一名和第一百名的指标数据差了3 倍，而中国有6000 多家县级医院。”

庄一强说： “中国有13 亿人口，其中一半多在农村、县城或镇里生活，他们一辈子能去到的最高级医院恐怕就是县医院。医改如果只管那些在省市级、中央看病的少数人，这样的医改不能算成功。很高兴，今年已经把县医院列入医改重点。”

县医院设施差异大

事实上，正是由于许多县医院医疗条件太差，才逼迫那些本来可以在县医院解决病症的人们，全都涌向大城市的医院就医，造成了目前社会上突出的看病难问题。要纾缓大城市大医院资源稀缺的问题，治本的方法就是提高县医院的医疗能力。

从2008 年起，庄一强对国内县级医院的生存与发展、如何突破县级医院的困境等，做了很多调查和研究。“当时并没有太多人关注县医院，人们还都在关注那些顶级的大医院。我自己做了研究调查提出来，大家慢慢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关注这部分的。”几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锺南山呼吁关注县医院的医改问题；同时，国务院也有相关人员着手研究。在2011 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和国务院医改办正式提出将县级医院作为医改重点。

调研中，庄一强跑了内地大江南北许多县级医院， 发现各地差距很大。“比如广东、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县医院，医疗水平、现代化程度都很高。但中西部的县医院，有的只有两排平房，有的地面是黄土，X 光机、B超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先进的仪器。”在西部一家县医院，庄一强看到这医院的康复仪器居然都是医生手工自己做的。“比如锻炼胳膊拉伸的，就是用汽车轮胎，剪成一条条的橡皮；脚步训练，完全是医生自己用木头锯成的棍子；但仔细看它们也是符合医学道理的。”

资金不足水平难升

庄一强认为，资金不足是大多数县医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县医院的医生较少有机会到外面进修学习、提高医术， 会形成恶性循环。“虽然有越来越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加盟县医院，但还是有大专甚至中专学历的医生，技术水平不很高。病人看不好病就会流失到更高级的医院；病人越少，医生从事这个工作的经验就越少，医术更不能得到提高。所以就造成了大医院门庭若市，小医院门可罗雀的两个极端。”

他表示，县医院不但需要资金还需要机会，要以软实力破局，改变外部环境、提高内生动力。应建立政府基金，除了仪器设备的购置，还要让医生进修提高技术，院长则要培训学习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