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涯

不上本科生课程的内在原因
国外大学教师工资通常使用年薪制，一揽子包下来，不再分门细算。国内大学教师，则有点像“生产队”计工分，一般做法，有个学校的基本工资，然后教学方面，按课时计酬，如果课时过多，超过一定额度，则每课时计酬的系数往往得加高很多。而科研方面，先前为了鼓励发文章，会将文章的数量，乘以质量系数（如根据 SCI制定的标准），也发出钱来，但现在这种做法造成大量文章出现，有些学校就停止，或降低了文章兑换的钱数。

其实，这种中外不同的做法背后，应该隐藏着一些内在的东西，本文试图挖掘一二：

年薪制的基础，实际上是国外大学教师（Faculty）每个人的教学工作量基本是平均的，甚至除开例外集后（某一两位主事人物），能达到绝对平均。

而在国内，

1. 大学基础课，往往比其他课程要重，带大学基础课的老师任务极重，而且在数学系的情况是，这个任务往往要持续3-4个学期，即分析课老师将数学分析带完一轮要3学期，代数课老师，将线性代数带完一轮，需要2学期，如果再接着带抽象代数，则需1-2学期。

       国外的做法，则是将这些课程分开，一学期是一门相对独立的课程，这样，即使带基础课程的老师，责任重些，也只需负责一学期而已，不用连着上。

2. 前面说到，如果课时过多，超过一定额度，则老师的每课时计酬的系数往往得加高很多。因为老师的劳累是在那明摆着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我们大学管理的思路和水平。大学课程，如果让一个老师在一学期内教太多的门数，实际上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管理部门应该禁止老师带超过额度的课程（这个额度好像现在是有，不过值还是过高）。

      当然，现在有些大学开一些向外赚钱的课程，开的太多，就必然导致教学工作量增加，必然需要某些老师去救那个场，救了场，就得多给些额外的工资。

      在这些情况下，按“课时”计工资，当然就是合理有效的了。
  

国外，前面说过能够做到教学工作量基本平均，可是学生人数总会还是有些相对的波动，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呢？其诀窍是，除固定教师外，他们还调动了非固定人员的能量，即博士后与博士生。博士后可以上相当于国内那种高等数学类基础课，博士生则可以上所有类型的习题课，Stanford的基础课程，都配以相同课时的习题课。

博士后人数两年一调整，博士生人数是始终“供”大于“教”，可以择其优者上习题课，而不太会讲课的人，则负责作业。说到那些判作业的Stanford博士生，感觉他们挣钱太容易了，他们只需要写出作业答案即可，每月就可得到2000多美元，作业并不需要他们直接改，谁来改呢，由高年级本科生来改，称为 Grader，肯定也是能得到不少钱的。Stanford可能比较有钱，不知道其他美国高校是不是也是这样。

虽然如此，博士后和博士生的工作，也是定量的，也都不比固定教师多，但是有他们就可以把那些变动的教学量满足住了。

不过需注意，博士后只能教低级课程（相当于国内高等数学类）与高级课程（相当于研究生课程），但是不可以教中级课程（相当于国内数学系本科生课程）。这也是有道理的，大家一听就明白，我就不解释了。

这样，在我看来才更像个大学。大学是个学习的场所，每个人都有学习的任务、义务，尤其是教师，大学教师的学习，就是科研，或曰科研流程。国外名校，往往可以保证住每个教师的时间比例，既然教学工作量大家都一样，当然就不用计“工分”了。

而～，国内某些鼓吹“教学为主业”的做法，却导致一些老师被剥夺了自我学习的时间，一段时间上在科研上赶不上趟，就永远赶不上趟，不仅因为科研不能停止思考，更因为他们被归类为“教学型教师”，被剥夺了时间上跟”科研型教师”竞争的权力，这样做，对他们本人也并不公平啊。即使在Stanford，有所谓的 “Teaching Staff”，各种原因都有，其中一种是解决本校教授的配偶工作问题（因为教授的配偶也往往是做学问的），看来国外也有解决爱人工作一说。但是这些 Teaching Staff的教学工作量，也不见得就比其他人要多，当然工资肯定比教授少很多了，可从他们的工资与教授工资之比，看出教学在整个工作中占多大比例。知道的博友请传上。

国内这种做法，有历史的原因，即文革的影响，造成国内教师分化，一种做科研，一种不做科研，后者呢，那就课教的多点，课教的多点呐，那就应该而且可以从教课上多拿些钱出来，所以，得计算“课时”，计算“工分”。但这样，其实对教学本身并不好，那些说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主业，以科研为辅业”，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些教师，否则我无法明白这句口号还有什么实际的含义。这些老师确实是以教学为主业了，但是对“教学”本身，对学生来说，却未必是件好事。比如大家可参另外一些老师举出的事例：

如其中张庆营老师举出的事例：

『我有一位老师，人很聪明，课讲得很好，很受学生欢迎。他在上课时向我们讲了他的亲身体验：“某某教授是我的老师，他是很有教学经验的老教授，课讲得很好，学生很容易听懂，他讲的课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别的班的学生也跑来听课，大教室里常常坐得满满的。可是他没有搞过科研，把科研看得十分神秘，高不可攀。他说：‘要搞科研，必须把大学的普通物理彻底弄清楚，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懂，怎么能够搞科研呢？’我听信了这位老教授的话，花了多年的时间去深入钻研普通物理，人到中年，还停留在普通物理的水平上，把科研看得高不可攀，而有些同班同学都出了不少科研成果了。”后来他去了别的大学进修，才给我们开出高年级的课程。他坦率而又心情沉重地说：“这位老教授害了我。”当时这位老教授正担任领导职务，他居然不怕得罪他的顶头上司，直言不讳受了他的害，不是有切肤之痛，是不可能毫无顾忌地随便向自己的学生倾诉心曲的。他的这番肺腑之言，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跟着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年青教授搞科研，发表了论文，升了副教授、教授。由此可见，有学术成就的教授讲低年级的基础课，对于引导入校门不久的学生走上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重要！ 』

而要有成就的教授讲低年级的基础课，除了我前面帖子说的行政原因外，即，不要过多行政干预。另外，也要注意合理地打造基础课程教学体系，让每一学期的子课程，跟高年级课程的教学工作量差不多，同时子课程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样，教授们方能在教学之余，仍然保证住自己的研究进度。

形成良性循环的事情，才能坚持下来。否则光靠激情和责任感，要么是这个教授发现上基础课太累，影响自己科研，以后就避而不上。要么就是这个教授，死心塌地坚持下来，科研放下，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做基础课程教学的人还都是学术水平不高或直白的说“发不出文章”的人了，原来高的人，坚持下来，也被搞的不高了，有人将之美其名曰为，数学理解力很深，不是不做文章，是不稀罕做，这种态度，实在值得用张庆营老师举的事例来警醒。

前贴说的是，高阶科学家不上本科生课程的行政原因，基本上是学校级教学管理人员造成的，本帖则通过中外大学工资计量方法的不同，来说明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则是院系级别，是自己院系里的教师设计教学内容、教学结构时产生的，不妨可称之为内在原因，虽然它仍然算是管理方面的弊病---即，未坚持

“所有教师教学工作量平均”

原则下的教学内容设计和具体工作安排。

那么国外大学，真的对教学工作量，没有一个计酬之数吗？其实也不然，除刚才讲的TeachingStaff的工资可看出些眉目外，另外，国外科学家有Sabtica制度，每7年轮休一次，可去别的大学呆一年，或访学或教学。可能也有特例，可以频率高点。据知（不是特别确切，博友可提供准确资料），实行Sabtica时，其当年工资是要打百分比的，并不是全发的。如果真是这样，扣掉那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教学含量，注意这里的教学含量，不光指本科生，还指研究生教学。国内一些人提倡的“教学为主业，以科研为辅业”，所讲的“教学”往往特制本科生教学，甚至是本科生基础课程教学。因为不做科研的人是无法教研究生课程的，甚至连本科生高阶课程有时候也不敢接。

这个比例是多少，我还不是特别确切，博友们如果知道，不妨放上来，从这个比例，也可看出国外大学，对教学工作量倒底肯定到多大的程度。

说清楚了，大学圈子外面的人，就会知道貌似合理的这个口号---“大学应该是教学为主业，以科研为辅业”，是多么的荒谬！又会因为这个口号，因为所谓教学型教授和科研型教授的提法，制造出以上所述的国内特有“工分”现象。如果高校在体制上提出教学型教授，他们必然会授课课时加多，表面上按课时计酬拿钱合理，实际上却从我上面所说的各种角度腐化了教学本身。

1. 教学型教师，授课时数过多，缺少了自我学习的时间，从而无法上研究生课程和高阶本科生课程。他们这一类型教师的出现，也增加了呆在大学里却“不学习”的总人群比例，此类人群比例过高，会影响大学的风气，甚至产生质变。

2. 教学型教师的出现，会使得基础课程的单学期授课时数，保持居高不下，这样，顶级教授根本无法在实际中去接这种课程，只要一接，立刻会影响科研进度，而且要影响1-2年，这么长的时间，对于某一科研竞争方向来说，等于把人就废了。相比于国外的设计，Teaching Staff上的（单门课）课时并不多于它人，教授们完全可以轻松接手。例如，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学生人数下降，国外高校可以辞退Teaching Staff或减少博士后，教授们接手他们的课程后，还是该上多少课上多少课。


所以，年薪制和课时制工资，不看其表面，而要看其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工资方式本身其实没有高下之分，但其背后代表的实际教育方式，却实在是天壤之别。

因为文革的影响，我们大学里确实存在过只做教学的老师，也因此出现课时计工分的中国特色的大学。但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通过什么“教学型教授”的做法来延续了，否则大学正常的教学机制，国外大学中的普通常态，永远不能在中国大学里出现。

感觉自己写的此文，提的比较有深度，实际上是经我一位同事启发才开始想到这一层，他在国外上学和工作了8年，而我这种在国外只访问了一年的人，是很难想到这个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