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增速放缓 努力实现稳中求进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7.8%,这一数字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从去年四季度的8.9%,到今年一季度的8.1%,再到二季度的7.6%,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令不少人对经济运行的前景深感迷茫甚至信心不足。因此,十分需要对国内外环境及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系统性的全面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的判断。

    一

    最近一个时期,全球主要景气指标连续下行,工业生产增速回落,贸易增长继续放缓。6月份,美国制造业出现了3年来的首次收缩,复苏态势令人担忧;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大幅下滑至45.1%,一些国家经济面临衰退;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景气度的重要指标波罗的海指数今年以来已累计下降约34%;美欧日3大经济体的失业率或上升或维持高位,居民消费低迷,外部需求疲弱的态势短期内难以好转。如此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独善其身,我国经济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常的。

    近两年,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一些消费层面的刺激政策如家电以旧换新、汽车购置税减半等相继退出,导致短期需求明显收缩,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减弱。更重要的是,经过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国民经济总量和增长基数变大,加上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转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等客观条件的变化,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必然有所降低。综合这些情况可见,当前的经济增速回落,不仅是受周期性调整和短期需求收缩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期向平稳增长期过渡。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表明,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不能简单通过总量式大规模内需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这样做不仅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加剧供需失衡,形成经济泡沫化的重大风险。

    从相对数值看,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即便是二季度7.6%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仍处于今年预期目标区间,风险依然可控。之所以引发一些悲观论调,是因为各级政府、企业、市场、社会等经济主体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8%以上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特别是大多数企业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很大程度上还依赖速度和规模。如果经济增速过快下行,企业效益也会相应下滑,进而波及财政、金融、就业、居民收入等各个方面,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只有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才能稳预期、稳效益、防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适当加大政策力度,使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防止惯性下滑,又要避免重归粗放型增长轨道,增加结构调整难度,延缓发展方式转变。

    二

    应对增速放缓,勿忘稳中求进。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所谓“稳”,就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所谓“进”,就是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总基调,也是总要求,我们必须突出科学发展这一主题,贯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朝着既定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实现稳中求进,当前的重要工作是稳定外需、稳定投资、扩大消费。抓好这“两稳一扩”,不仅有助于抵御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而且可以有序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今后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

    ——稳定外需。我国对外需的依赖性由2006年的67%降至2011年的50.1%,虽然有所下降,但外贸依然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稳定外需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稳定欧美日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深度开拓新兴市场;在增加传统商品出口的同时,扩大高技术、高附加值商品出口;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稳定出口退税政策,拓宽融资渠道,深入实施科技兴贸、以质取胜的市场多元化战略,支持企业培育自主品牌、完善营销网络,积极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

    ——稳定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仍然较低,扩大投资仍有较大空间,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是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温家宝总理近日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时明确指出,在促进投资当中,非常紧要的是要注重投向、注重结构、注重质量和效益,要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科学发展,要重视对新技术研发和新兴产业的支持。这些要求表明,促进投资不能走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推动的老路,也不能靠铺摊子、上项目、大干快上盲目扩大产能。稳投资,务必要与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与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起来,努力实现速度、结构和效益的统一,为更长时期、更好质量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扩大消费。年初以来,刺激消费的一系列政策相继到期终止,当前扩大消费的重点是着力于建构长效机制。这就要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从劳动报酬的首次分配角度来调节财富分配,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改善社会收入预期;要进一步减轻居民税收负担,在个人所得税、消费品间接税率等环节适当减税,让利于民,拉动消费;要重视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一群体对住房、汽车、电脑、教育等的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要扩大服务业准入,引导消费结构由单一物质消费向文化、旅游、健康等服务消费提升。

    三

    实现稳中求进,需要加快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

    一是内需空间广阔。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历史性地突破了50%,达到51.27%,未来每年还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城镇化将创造我国最大的内需。并且与居民收入增加相应的消费结构升级,会带来一个快速增长的10亿人口级别的国内消费市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都未曾有过的。

    二是科技创新驱动。在严峻的形势下,今年上半年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园区的产值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如北京中关村一季度总收入同比增长23%,创历年同期新高;西安高新区借助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服务四大主导产业,前4个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0%以上。广东省对全省企业的摸底调查显示,生存较好的企业在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都具有独特创新能力,深圳的生物、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增速可观,已经成为拉动地区经济的新增长极。这些情况表明,创新驱动正在为新一轮快速发展积蓄能量。只要创新战略得当,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还能为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三是区域协调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但在客观上也形成了要素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大了我国经济的回旋余地。今年一季度,在东部多数省份告别两位数增长的背景下,中西部绝大部分省份仍维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东部和中西部的梯度发展格局进一步显现。东部地区加快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从加工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不仅明显拉长了产业生命周期,也逐步缩小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四是加快推进改革。应对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的挑战,最根本的措施是全面推进改革,着力解决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争取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进一步释放需求潜力、资本潜力、科技潜力、劳动力潜力,为发展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空间。例如,加快收入分配调整,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就能够大幅度增强居民购买力,推动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加快改革土地、户籍、公共服务等管理体制,消除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的障碍,就能够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释放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内需潜力;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打破垄断、放开准入、公平竞争、高效服务,就能够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和强化鼓励技术研发的激励机制,就能够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激发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释放科技进步的巨大潜力。

    我们一定要看到,经济增速放缓正是加快结构调整、推动改革深化的好时机。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只有主动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