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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大利亚卫生执业者管理局发布消息，从7月开始，澳大利亚对中医师、针灸师、中药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这使得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以立法方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

　　澳大利亚是一个受多元文化影响较深的西方国家，富有相当强的包容性，也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从我们的角度，此事也可以算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次小小胜利。

　　中医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历史是非常久远的，而大规模进入西方的历史则比较短暂。上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建交后，针灸的神奇疗效始为西方人所知。其后，美国的内华达州率先给予了针灸的合法地位。鉴于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分量以及医学科学中的领先地位，针灸迅速在西方国家传播开来，并得到了有条件的认可，各个国家都纷纷建立起关于针灸的管理制度。

　　而靠开中药维持生存的中医师比之于针灸师则没有那么幸运。西方国家建立了严厉的药品管制制度，要求凡药就必须清楚说明其中的成分、药理、毒理等，而中药汤药几乎没有一样能够符合上述要求。汤药是大复方，每一味中药又含有数不清楚的化学成分，现代意义上的药理、毒理研究又几乎是空白，尴尬的现实让中药很难以药品的身份进入西方国家。

　　最根本的在于，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医的辨证论治等理论，中医理论对他们的文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相应的，中医师也很难取得合法的医师地位，一般只好以草药师、技师等面目出现。

　　但中医拓荒者几十年的努力仍然取得了回报。西方人最初可能是出于好奇，或者是因为对疾病的无奈而选择了中医，但后来他们发现，中医药的疗效是确切的。民间培植的“中医洋粉丝”的数量逐渐增长，形成了支持中医药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其中一些上层分子则对中医立法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另外，近些年来，中国的中医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文化影响力稳步提升，以及越来越多的有双重知识结构的学院派中医走出国门，中医药在西方国家的被认可度也越来越高，这些都为中医在国外的合法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但不能否认，当下，西方对中医持怀疑态度的还是占多数，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也不鲜见。

　　有人评价澳大利亚为中医立法标志着“中医彻底征服了澳大利亚”，这有点言过其实。如同在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中医在澳大利亚依然处于边缘化地带，仍然只是“替代疗法”的一种，只不过相对其他“替代疗法”，分量更重，法律地位更为清晰。

　　据笔者了解，澳大利亚的中医诊所数量虽然庞大，但大多规模小，生存状态也不是很好，而且，根据该法案，注册的手续相当繁杂，评价的标准也相当苛刻。比如它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而对于实际中医技能的考察反倒并不太看重，有本末倒置的嫌疑;大部分申请注册者都为“限制注册者”，即开展业务的时候必须聘请翻译，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雅思考试成绩没有达到规定的6分，某些技术精湛、经验丰富、口语也很好的中医可能被排挤最终出局。

　　由此可见，西方对中医药的“成见”必然还会长期存在，中医药要想取得和西医药对等的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未来，中医药怎样才能在保持自身本真的前提下，让西方的主流接受呢?

　　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曾经对中医药国际化提出二十四字方针：“先内后外，先文后理，先药后医，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先民后‘官’”，即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先做中医文化推广;先做中药贸易，先推针灸、推拿等非药物疗法;先从基础好的地方开始，用民间推动官方。这一总结比较清楚地指明了中医药国际化的策略和方向。

　　笔者认为，作为策略可以有迂回、怀柔、退让等手段，但如要形成长期战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我们应该坚守的东西。近些年来，中医药国际化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的新情况，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比如，为了走出去，将中医理论虚无，弱化自己的特色;为了走出去，医药分离，让中药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土壤;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压力下，中医药“去中国化”的现象有所抬头。

　　再比如，一些西方人希望中医中药分离，欲将中药的研制、生产、使用都纳入西药的标准规范体系;一些西方国家只允许拥有西医行医执照的医生独立开设中医诊所或者开具中医处方;一些西方人因为觉得中文难学，试图把中医药的中国文化元素全部拿掉，如以数字和字母来代替穴位的中文名字。这些做法动摇了中医药的根基，可能导致中医西医化的严重结果，最终埋葬中医药，这绝不应该成为是中医药国际化的初衷。

　　中医药根植于中国文化，通过现代科学的视角来看中医药，总有些文化上的“隔阂”。中医药国际化过程，必然要面对异质文化，适当结合当地特点做一些灵活变通是必要的。比如，有的地方对动物入药很敏感，我们的中医从业人员可能就需要在处方上进行调整。但外围的变通是为了更好地坚持自己的合理内核，中医的本来面貌不能隐藏不见，中医的辨证论治等思想精髓必须要坚守，中医中药联动发展的路径不能更易，中国文化的要素要据理力争尽量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