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大创新创业 报效祖国
杨崇林，1998年至1999年在意大利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任访问学者。1999年至2005年分别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做博士后研究。2005年7月至今，任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并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各种优秀科研人才的纷纷回流，应归功于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归功于党和政府对科技事业的重视
我1998年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后出国，期望通过博士后训练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在国外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逐渐对“程序性细胞死亡”这个研究方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2001年底开始，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薛定教授的实验室里，用模式动物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程序性细胞死亡的主要方式是细胞凋亡，它对多细胞生物体的发育、组织和器官的动态平衡十分重要。大多数重大疾病都跟细胞凋亡的失调相关。比如，神经系统细胞的过量凋亡会带来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综合征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而细胞凋亡不足通常是各类癌症的直接原因。
研究细胞凋亡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一种是以模式动物，利用遗传学手段解析细胞凋亡的调控通路，我走的是这条路。另一种是运用生物化学方法研究细胞凋亡机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教授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性成果。
我在薛定教授实验室里一直做到2005年，其间与实验室同事一道发现了线粒体上的一个促凋亡蛋白，在凋亡发生后可以从线粒体释放出来，与另一个降解DNA的酶协同作用，促进凋亡细胞的DNA降解。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大约从200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开始大规模招聘海外人才。我在《科学》杂志上看到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发布的招聘实验室主任(PI)的告示，感觉与自己从事的研究方向十分吻合，因此应聘。
2005年7月，我作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的引进人才回国，到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工作。科学院给了我2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所里又提供了10万美元的仪器支持费和100万元的经费支持，这样，我购进了跟国外实验室硬件水平差不多的设备，又招了一些学生，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
从那时起到现在，整整7年过去了，我很明显地感觉到国内科研方面的进步。1998年我出国的时候，国外的学术氛围比国内浓，学术交流很频繁，学术水平明显比国内高，生命科学领域出国的人很多。而我回国前后，越来越多的人回来了。
我回国7年，感觉最显著的变化，是国家对科研的经费投入明显加强。7年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的经费资助是100万元，现在是200万元；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原来只有100万元，现在平均300万元了；自然基金面上项目过去是三四十万元，现在到了七八十万元……
人才的回流，经费的增加，让我们的研究水平越来越高。以秀丽线虫为例，秀丽线虫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动物，在现代生命科学研究中有重要地位。从2002年到2008年，有3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以秀丽线虫为模式动物做研究取得了获奖成果。国外从1963年就开始研究秀丽线虫。但在中国，直到2004年，才由归国学者张宏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专门以秀丽线虫为模式动物开展研究的实验室。我在2005年建立的实验室是国内第二家。近年来，这种实验室越来越多。去年已经有26个实验室主要用秀丽线虫研究各种生命科学问题，今年应该超过30个了。我国科学家以秀丽线虫为模式动物的研究论文，在《自然》、《科学》、《细胞》等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不断增多。
基础研究者不能急功近利，需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然后长时间地探索下去
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研，最需要什么素质？最重要的是你要喜欢，要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热情、毅力。
细胞凋亡被誉为“细胞的绝唱”，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模式，它也为组织和个体发育赢得生机。这个研究方向曾经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热点，它的发现曾让3位科学家摘得2002年诺贝尔奖的桂冠。但个体发育中细胞凋亡的调控机制还远未阐明。比如，发育过程中细胞凋亡的信号是什么？细胞死亡后如何被有序地清除？这些都是我们正在研究的科学问题。
我的实验室的第一个5年是打基础。最初3年，我十分繁忙，建实验室、教学生。从2008年起，因为前面几年的积累，实验室出了一些科研成果。2010年，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现在是第二个5年期，我希望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开辟新的方向，研究跟凋亡细胞相关的一种细胞器——溶酶体。溶酶体相当于细胞的物质回收工厂，它的功能失调与数十种疾病直接相关，因而揭示溶酶体的功能维持和调控机制十分必要。
我还希望能结合实际，在药物研发等方面与相关科学家合作。不管是细胞凋亡过程，还是溶酶体稳态维持，在理解了它们的调控机制后，我们就可以基于这些调控机制，确定哪些蛋白质可以成为潜在的药物靶点。通过与化学家合作，寻找药物设计和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