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大生物的共生与经济演化——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菌藻共生的地衣可以抵御极为严酷的环境，而珊瑚与藻类共生则使珊瑚礁成为生产力最高的生物群落之一。反刍动物胃中的微生物帮助分解草中纤维素，为宿主提供糖源。这种相依为命的互利叫做专性共生，它与双方互利而又尚未达到相依为命程度的初级合作略有差别。按照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的定义，共生是一起生活的生物体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的物质联系。生物的共生同竞争一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的经济活动除了激烈的竞争，还有没有共生现象？答案是肯定的。就小型企业来讲，其共生关系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小—小共生关系，另一类是大—小共生关系，前者反映的是小型经济内部的共生情况，后者反映的是小型经济外部的情况；就产业共生关系而言，包括产业内共生关系和产业间的共生关系。因此，小型经济的产业共生关系呈现四种典型组合：产业内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产业间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产业内大型经济与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产业间大型经济与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类似生物的多种共生，大小企业共生、多类产业共生和多元产权共生等现象，构成了一道道特别靓丽的风景线。
生物学中的进化，在其他场合常被称之为演化。而演化一词作为广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非生物学领域，如天文学、地质学和经济学等。因为在生物进化和经济演化之间有着许多特性，生物学方法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和青睐。就在凡勃伦1898年发表《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一文前8 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面世。不同于其同时代的杰文斯和瓦尔拉等人，他宣称推崇生物学模拟。他的名言是：“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在于经济动态学”。不过，一般认为马歇尔之援引生物学模拟是局部的、不完全的，而且主要受到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进化论者斯宾塞而非达尔文的启发。话虽如此，帮助使“经济生物学”的一种变体存在至今的无疑还是马歇尔传统的一部分。
战后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复兴，初露端倪是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阿尔奇安，他于1950年撰文《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发表对“自然淘汰”方法的应用看法。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围绕经济学中应用进化论思想的重大争议旋即爆发，其中包括了彭罗斯1952年发表的重要文章《企业理论中的生物学模拟》。此争议渐息后，生物学方法的探讨再度成为冷门。
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贝克尔、赫什利弗和塔洛克等抓住新兴的 社会生物学，并视之为对其个人主义假设的证实和对跨越生物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的普遍 规律的确认，分别发表了《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遗传合理性：经济学与社会生物学》、《从生物学观点来看的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与经济学》等论文。他们把稀缺性和个体竞争等现象看成是在经济学和生物学两个领域的相通现象。在80年代初，随着纳尔逊和温特的重要著作《经济变迁的进化论》出版，经济学援引生物学思想呈现新趋势。该书有对基因（企业的程序）、变异（企业寻求新技术）和淘汰（赢利企业获得发展）等概念的明确说明。1993年，霍奇逊出版了演化经济学思想史的力作《经济学与演化》，并于1998年又编辑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的基础》一书。争论的结果是进化论模拟和模型在经济学中的使用出现了指数式的增长。为了推动经济演化的探讨，1965年在美国成立了演化经济学学会，1989年又成立了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并创办《演化经济学杂志》。
人们日趋认识到，生物学中的许多理论都是经济学可借鉴的，如动物的利他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自私人假设”的反驳，动物的“拟态行为”和博弈论中的学习理论，动物的社群关系和产业组织理论中产业布局以及进化稳定战略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都是极复杂的，这是生物学思想之所以对经济学有重大意义的一个缘由。经济学研究借助于生物学思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信念：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与生物有机体和生物过程的共同之处，比它们与行星等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经济毕竟涉及活生生的人类，而不仅仅涉及粒子、力和能。进化论应用于经济学较之采用力学模拟，显然具有更大的方法论优势。
不过，生物学过去曾被社会科学家严重滥用过，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后来出现过生物学思想与亲贵族主义、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等思想意识和政治运动可悲联姻的插曲；现在也还有人误以为，基于“适者生存”这个概念的进化论思想是含有拒绝任何一种国家补贴或干预之意的。应该说，进化论并不总是意指竞争结果最佳或进化“进步”规律或自由无懈可击。尽管如此，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趋势，这确实应验了凯恩斯的名言——经济学家的“ 麦加”是在生物学。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哈恩也曾预言，21世纪，该学科将恢复其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
经济演化理论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强调在渐变与突变的双重作用等等，深化了对人类经济活动及其演化的认识，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演化经济学的熊彼特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均较推崇马克思，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积极汲取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合理思想和方法，去实现马克思研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