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大为补碘政策进一言
中国曾是一个居民碘营养严重缺乏的国家，缺碘人口一度达到7亿多人。针对这种状况，1994年8月23日以国务院令的形式下发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为《食盐加碘条例》）。此后，全面推广加碘食用盐，就成为同计划生育相类似的一项国家层次的重要政策。
碘是人体所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具有维持基本生命活动、维持脑垂体生理功能、促进能量代谢、促进身体和大脑发育的功能，被生理学家称为“智力元素”。一些研究资料显示，实行补碘政策以来，许多地区的碘缺乏病发病率有所下降，有效保障了儿童智力的正常发育。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发现，有的地区甲状腺疾病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故而对无差别化的补碘措施提出质疑。日前，相关负责人对此作出了及时回应，认为“甲状腺癌增多与碘盐过量有关”之说缺乏证据，同时透露了明年将适当下调食盐加碘量的信息。
面对缩小补碘地域范围、降低补碘强度的呼声，有关方面在作出应急回答的基础上，是否还应当作深层次的思考呢？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和相应法规，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恒久不变。以《食盐加碘条例》作为文本标志的补碘政策，经过15年的施行实践，似应进行某些方面的微调了。笔者以为，目前的补碘政策需要增强对加碘盐安全风险的弱化机制或化解机制。
公共部门的任何一项决策，都潜存着不同程度的风险。从来就不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公共政策。按照通行的国际标准，成年人每天碘摄入量（尿碘检测）超过300微克/升就属于碘过量。基于全国各地土壤、水质等自然条件和食物结构的差异，不同地域的居民碘营养情况千差万别；由于微观环境、饮食习惯、摄碘能力的差异，生活在同一省份、城市、县域的居民碘营养情况也会有所不同。面对这样一种极端复杂的情况，向同一地域的所有居民强制供应一种加碘盐，显然有可能造成部分居民补碘过量。例如，在捕捞季节大量食用海鱼和其他海产品的渔民，同本县山区的农民食用同样的加碘盐，前者的摄入量有可能超过安全范围；盐摄入量低于平均值的“口轻”者，同盐摄入量严重超标的“口重”者，食用同样碘含量的加碘盐，后者可能出现碘过量。
为了避免由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独力承担补碘安全风险，弱化乃至化解使用加碘盐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应该有多种解决途径，笔者想到的一个办法是逐步将买盐用盐的选择权交给公众，由强制补碘渐进过渡到自主补碘。补碘政策的这个调整思路，来自于转基因食品政策的启发。鉴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以转基因作物加工成的食品不安全，世界各国都没有明令禁止销售转基因食品。但是，各国的转基因食品政策和相关法规都规定，生产者必须在转基因食品的包装上作出明显标示，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为了让居民用好买盐用盐的选择权，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需要做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例如，全民普及碘缺乏病的相关知识，让公众了解碘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地域性的居民碘营养状况定期发布制度，让民众对当地的碘营养整体情况有所了解，公共卫生部门同时向各类人群推荐用盐类型；较大规模的医院普遍设立碘营养检测室，使居民能够像检测肝功能、血常规一样极为方便地知晓自己的碘营养状况；生产厂家生产不同碘含量的系列加碘盐和无碘盐。有了以上条件，在商场里，购盐者就可以根据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碘营养状况，根据全家人的口味轻重亦即用盐量等，参照公共卫生部门推荐的用盐类型，选购某种碘含量的加碘盐或无碘盐。当然，自主补碘要有一个先试点后推广、先城市后农村的逐步推进过程。
这是不是把问题复杂化了？不！用盐、补碘这样一件关乎全民健康的大事，本来就是复杂事物，就是要慎之又慎、精之又精地做细做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强求一律，那是懒政思维的表现。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对待。给公众以买盐用盐的选择权，推行自主补碘，体现了公共政策的人本性、亲民性，可以调动公众参与补碘政策的实施过程。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真正做到合理补碘、科学补碘、安全补碘，从而提高全民族的身体健康水平。（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