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大饶毅教授在上海书展与学生、家长对话中美教育差异
主持人：教育一直是社会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饶毅教授，跟我们聊一聊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而且我们很荣幸还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家睿教授，一位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副院长钟扬教授。大家欢迎。
饶毅：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出这种书，所以我这是处男作。这两位更有经验，他们俩都出过书，所以请他们来。我们三位都做科学，也做教育。吴家睿虽然在科学院，但他做教育也很多，我们一起给研究生开了课，是2000年开始的。钟扬老师是科大少年班毕业生，然后在复旦作了很多年教育，最近会到西藏做教育，他在国内教育的经验也比我多。我还有亲友团，下面的陆老师是我在旧金山时的朋友，年龄其实比我大一些，现在看上去和我差不多。我长了，他不长。我想我们今天主要以交流和提问的形式。
很感谢大家来，你们是否知道，一个人相当于100瓦的电灯泡。你们在几万瓦的电灯泡下还能坐下来，需要相当有耐心。我想我开个头，我写得不少。这和钟扬老师吴家睿老师有些相似，我们除了自己做科研外，希望对学生、对社会还能有一些贡献。我的标准相当低，如果我的文章比报纸上的平均水平高一点的话，我就可以写。所以从95年开始，写到现在已经写过一百多篇的杂文。我自己觉得写得已经很多了，但收集起来才发现凑不到两本书。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像季羡林那些人，可能天天在写，才能发表很多书。我几天、几月写一篇，写了十几年也只能凑足一、两本书。写书还是件麻烦事。
我们三人写法有点像，有一部分是科普。我们觉得科学里的很有趣味的东西，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另外一部分，可能是家睿和我写得多一点，是科技政策。第三部分，我自己还写了一些教育。他们可能有很多感想，他们直接写教育的文章不多，但底下说得多，比我多得多。我写科学和教育，一部分是当大众的工具，有很多人有话说，但他们不愿意写出来，很多观点不全是我一个人的观点，也不一定很特殊，但我写了下来。
我觉得中美教育的差别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有趣的。观察过不同的教育方式后，我们觉得对中国的教育有很多想法，希望在一起做一些事情。这包括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教育，在中国成长的话，要注意哪些问题。这是从学生、家长的角度看。另外，从做老师的角度，我们希望从一些方面尽量推动一部分改革，使得国内的大学研究生教育有变化。我很想参与中小学教育，但现在大学教育工作量已经比较大，大学有很多地方需要改。我自己的梦想是退休以后做中学老师，小学老师我做过一次，中学老师还没做过。但我觉得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从小事情对一个学生的教育，到大事情对全国的教育，我们都有一些想法。我想不要我一个人说，也请他们两位说说，然后大家问些问题，我再来一个个发挥。有些东西我在书里面已经写过了，有些东西我想再说得多一点。你只要敢问我就敢回答，我没有不敢回答的东西。
吴家睿：刚才饶毅教授说，一个人是100瓦的电灯泡，那下面有几万瓦。至少我和钟扬老师是名副其实的电灯泡。现在科学和文化实际上已经严重脱节，真正在从事科学研究还能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可能已不容易找到。这次活动我和钟扬老师是作为饶老师的亲友团来给他捧场，但我也想借此机会呼吁一下，所有做专业学问的要有人文精神，要有文化底蕴。这是我们国家几千年来的文化值得自豪的地方。不管你学的是西方文化还是哪个国家的科学，都需要有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的脊梁。关于这一点饶老师这本《饶议科学》里面说得很多，他给大家做了很好的榜样。我就只说几句捧场的话。
钟扬：我和大家一样，一个小时以前我才认识饶毅老师，我看过他写的很多东西，但是见到真人还是第一次。我也很想问他问题，我把时间留给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特别是我发现有很多复旦的熟面孔——你就当作是问我好了，大胆地问他，反正他什么都敢回答(吴家睿插话：不敢回答的钟扬来回答)。另外，关于这书以及饶毅老师的工作，我了解了一下，有选择地看了一下，我还是比较喜欢他写得比较轻松的话题，他能把科学中很复杂的东西写得很有趣。有些教育的问题很沉重。吴老师关于人文那样重大的问题我不谈了。我给书就写了一句话：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要从中提取快乐。
问：饶老师你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本科毕业后，在生物学的研究生阶段要选择具体的课题，生物领域是很广阔的，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饶毅：我觉得这是我们传统教育带来的很大的问题，不知道做什么，因为你们从小学中学到被大学录取的时候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你考试成绩好，所有事情都没有了。这就造成一个极大的误解，认为社会是根据考分来运行的。而你到大学、大学毕业再去选择社会时，很大程度上需要你去选择要做什么，为要做的事情而做准备。所以很多人来问怎么申请研究生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几年大学时光本来应该花很多时间去想，自己爱好什么，然后为此而做准备。包括你去做研究生时你需要先想：我到底还做不做学术，做不做科学，做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去想了以后，你才能去努力做这个事情。
我自己觉得自己当年从大学到研究生——我大学在江西，研究生在上海和加州大学——我觉得我之所以能跨过很多其他学生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因为我比较快想到了自己要做什么。我在大学二、三年级时想要做神经或者免疫。其后，读了很多科学文献，从一开始读不懂到以后我比老师懂。因为在80年代那个时候，绝大多数大学老师不读英文文献。那时我把要做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我懂了当时我感兴趣的学科在做什么，懂了以后就可以和美国来的老师交流，周边的环境提供的信息和机会，可以较好地吸收和取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最好在大学解决——你要找到你想做什么。
如果你对很多事情感兴趣，比如ABCDEF 5个事情，你不能说5个事情我都感兴趣就完了。5个事情里你要找3个事情，花时间把3个事情搞得相当清楚，然后，在3个事情里，一个事情我去做，另外的事情我再想一想，这样你的决定才有深度，你才确定自己要做什么。
我来北大后对本科生教育非常重视，最重要的是我也希望让他们找到自己要做什么，因为很多人直到出国以后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有一批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才华，但是没有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他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如果读了4年本科、5年研究生，还在说他对7个事情感兴趣，而7个事情进去都很浅，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我们那个时候，会英文，然后在英文的基础上读很多英文文献，就可以懂很多东西，懂老师不教的东西。现在你们的压力比我们要大得多了，因为现在懂英文的人很多，很多人在大城市，甚至县级以上的中学里的人英文都很好，所以你要把所有这些给你们的机会都要用上，用上这些机会也还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在大学要做什么”。你不回答你就不知道有什么机会给你，如果“感兴趣的事情”这第一个问题不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不会去发挥，然后你就丧失很多机会。你们父母这一代的人以为你们现在机会多好、条件多好，我认为压力更多。在我们那个条件不好的时候，我只把两个事情抓住，问题就可以解决。而现在本身就有十几个条件，十几个条件你要抓住90%，要不然就错失机会。这需要你自己去积极探索。你可以因为家里有人生病而对医学感兴趣，你也可以因为你要追星“谁最牛”。你可以有各种的原因，但这个原因要导致你去选一个东西。纯粹从你的事业来说，我觉得就是要解决兴趣，解决把你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你选择，因为这个事情是你的不是别人的。我只能说，你对哪个事情感兴趣，你就去了解这事情，尽量去看书，找人讨论，然后你再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