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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显示，肺癌高风险判断标准并不能将更高风险的患者检出，相反还可能地使一些患者不必要地失去了完全切除的机会。华盛顿大学医学院Varun Puri博士及其同事发现，符合高风险的重要标准——肺功能或弥散功能仅有正常一半或更低——而被认为“高危”的患者与非“高危”患者相比，并未观察到手 术合并症、死亡率和最终病理特征方面的差异。他们在胸外科医师学会上这样报道：与分类为正常风险的患者相比，“高风险”组不但有更少的患者接受肺叶部分切除术，还有更少的患者接受完全手术切除(60% versus 76%, P<0.0001)。

Puri在这一问题上持此观点：“需要 更多的信息，而不仅仅是肺功能检查结果才能明确哪些患者不适于肺叶切除术。” 芝加哥大学Mark K. Ferguson博士在讨论中说，或许是“一些临床试验纳入了所谓的、错误认定的高风险患者，因此导致试验结果与预期不符。”他说，“当前研究显示，使用“高风险”这一标签无疑是不恰当的。”

然而，Puri并未提出更佳的定义，他说他的研究中心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综合指数，包括年龄、PS和运 动能力的Zubrod评分、以及肺弥散功能预后因子、术后肺功能预后因子等指标。如果患者疑似高危，医生会对其进行6分钟步行测试，心肺压力测试等。Puri补充说，对于那些以前可能会被认为不适合的患者，他们中心目前更广泛地给予肺叶切除术。

在过去的10年里，许多关于肺癌风险标准的 模型纷纷问世，它们平均每个包含了10个变量。美国外科医师学会(ACOSOG)的合作研究总结出了若干次要标准，包含从年龄到呼吸困难得分到左心室功能 等参数。但这些试验的患者入组条件却基于两项重要标准，包括一氧化碳肺弥散量(DLco)为预期值50%或更少，第1秒用力呼气量(FEV1)为预期值的50%或更少。

为了客观评价这些关于肺癌高风险标准的专家意见，Puri的研究小组分析了所有临床1期肺癌手术的前瞻性、单中心数据库。他 们发现10年间的1066例患者中，有18% (194)的患者无论基于重要标准中的任意一项，均进入高风险范畴。高风险组的患者年龄明显更大，但是其他人口统计学和术前特征与其它患者并无不同。两组 患者应用微创外科手术的比例也相似。同样，术后病理学确诊发现，91%的正常风险组患者和92%的高风险患者为1期肺癌。两组间也未观察到有其他疾病分期 的分布差异。此外，高风险组患者30天死亡率为1%，与之相比，其他组为2%(P=0.75)。

两组患者手术住院时间大约为6.5天。高风 险组并发症发生率为28%，而其他患者的这一数据则为26% (P=0.59)。亚组分析显示由低弥散量或低肺容量单独明确的高风险患者的住院时间、或死亡率或房颤发生率与其他正常风险患者无差异。两项风险因子的集 合——生理学受损最多的亚组——住院时间延长大约4天(P=0.02)，部分可由房颤发生率更高(38% versus 7% to 13%, P<0.0001)加以解释，然而，他们的死亡率和其他主要并发症发生率与其他组相似。

根据手术类型进行分组，行肺叶切除术后呼吸衰 竭的风险更高，高风险和正常风险患者发生呼吸衰竭的风险相似。患者死亡率和其他重要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未见随手术类型而出现差异。但是，高风险组患者的长期 总生存率比其他患者低，生存期分别为6.5 versus 9.5年(P=0.004)。Puri总结道：这些数据说明“可能会导致我们并未对对那些适合肺叶切除术的患者提供适宜的治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