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制药

20 世纪70年代初，当罗伯特·林赛（Robert Lindsay）决定成为一名医学研究者时，他并非是为了钱。当时，他的领域——激素对骨骼的作用——还是死水一潭。对于一个年轻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让世界看到自己的好机会 ；他也希望能帮助千千万万的骨质疏松症患者。当人的身体老化时，骨骼的自我重建常常会赶不上正常消耗的速度，导致骨骼质量变差。这个过程，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人（包括林赛在内）能详细了解，但科学家确信，激素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些女性在绝经后不久就患上了骨质疏松，很可能是快速下降的激素水平打破了骨质形成和磨损的平衡。因此，林赛推断，用药物补充激素可能可以起到阻止骨质疏松恶化，甚至恢复骨质的效果。在位于英国格拉斯哥的一间简陋诊室里，林赛展开了一项临床实验，用雌激素替代疗法治疗绝经女性的骨质疏松症。这项研究，使他逐步受到医药界的关注。

他接下来的研究项目有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引起了制药行业的注意。搬到海伦·海斯医院（纽约北部的一个治疗中心）后，他于1984年发表论文，确定了治疗骨质疏松症的雌激素药物“倍美力”（Premarin）的最小有效剂量。这一发现意味着，数百万女性可能会为了治疗骨质疏松而使用这一药物。此时，美国制药巨头惠氏公司（Wyeth-Ayerst Laboratories）也注意到了林赛，请林赛担任宣传片《骨质疏松 ：可以避免的悲剧》的创作者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惠氏公司卷入了 “倍美力”的一场专利权官司。这时，林赛已经是一名坚定的惠氏拥护者了。他反对批准这一药物的“通用版”——虽然利用“通用版”，治疗骨质疏松患者会更容易，但这会影响惠氏的销量。他的理由是，“通用版”可能与“原版”药物不完全一致。这个理由的确在一些药物中是成立的，但他的意见“正好”与惠氏公司的立场相同。1995年，他在接受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采访时说，“我们在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不要因为批准了某一药物而在未来后悔”。

林赛和惠氏等制药公司的密切关系保持了数十年，但很隐秘，并不为外人所知。随后，他开始允许惠氏公司以他的名头撰写研究论文，并收取了该公司给他的数额不小的金钱——这些钱来自他为惠氏公司带来的利润。

真正的问题并非是林赛的所作所为，而是他的情况比较具有代表性。过去数年中，制药业想尽办法把大量的金钱——有时足够培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塞进一些独立医学研究者的口袋，而这些研究者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些公司所经营的药物相关。这已经不仅仅是公司和研究者之间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系统——包括提供研究资金的组织、进行研究的实验室、学术刊物以及专业学会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在想办法避免这样的利益牵扯，相反，这些组织互相推诿责任，留下了监管上的灰色地带，为研究者和药物公司所利用，将他们的交易掩盖起来。

“整个医学界，包括学术研究和医学教育界，都和产业界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社会学家埃里克 · 坎贝尔（Eric Campbell）说。这些关系并不总是坏事。毕竟，如果没有制药公司的帮助，医学研究人员就不能将他们的想法变成新的药物。但同时，坎贝尔认为，这种关系也会让科学家“变质”，他们可能会变相地帮助制药公司销售药物，而非单纯地创造知识。

研究者和制药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多种形式。比如“讲师团”，即制药公司提供资金，让研究者（他们通常坐头等舱）很多研究者都与制药公司保持着利益关系，制药公司通常想通过前者的研究赚取更多收益。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医生收入阳光法案》，从2013年开始，这一法律将要求所有制药公司和医学仪器制造商公布他们放入医生口袋中的每一分钱。但本文的案例似乎表明，学术机构和科学家本身并不愿意管理和控制这些研究中的利益关系。   到全国各地演讲，演讲的内容和幻灯片常常是公司提供的 ；或者代笔，也就是制药公司起草一篇论文，有偿地让一名科学家（即客座作者）署名，再送往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 ；还有咨询，即公司招募研究者作为顾问。

“研究者以为公司想要的是他们的智慧，但实际上只是他们的名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前任总编玛西娅 · 安杰尔（Marcia Angell）说，“一位著名的、资深的、经常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并撰写教科书和论文的研究者，其作用不亚于十万名推销员。”

在很多学术期刊上，很多研究报告都能说明，来自制药行业的金钱如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破坏科学研究的客观性。2009年，《癌症》（Cancer）杂志上的一篇研究论文表明，相对于和制药公司没有任何瓜葛的科学家，那些与制药公司有利益关系的科学家得到的研究结果往往会表明，受试者的寿命“更长”。1998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则发现，研究者关于钙离子阻断剂（一种用来降血压的药物）安全性的结论，和他们与制药公司的关系有很强的“相关性”。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一种药物是否能得到上市批准，取决于本应是独立的研究。而当一种药物的功效与宣传不符，被迫退出市场甚至被标为危险药物时，这种药物的研发过程常常存在某些猫腻，相关科学家也有受贿的嫌疑。例如，2005年前后，当患者因药物“倍美安”（Prempro，曾被发现与乳腺癌、中风及其他一些疾病有关）而起诉惠氏公司的时候，该公司的代笔与客座作者的出席成为了案件的核心部分 ；当默克公司（Merck）的止痛药“万络”（Vioxx painkiller，可能导致心肌梗塞和中风）出了问题时，官司也涉及金钱来往。在一项关于“万络”的研究中，一些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在默克公司资助的一个项目上签了字，而相关的数据分析全是默克公司做的。根据2010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对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的糖尿病药物“文迪亚”（Avandia，此前有起诉其增加心肌梗塞风险）发表有利观点的研究者中，有87%与葛兰素史克公司有经济联系。当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的委员会讨论是否将“文迪亚”下架的时候，发现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也从葛兰素史克公司拿了好处。

科学界认为，解决科学家与制药厂商的利益关系问题，一个解决办法是信息透明。学术期刊、提供资金的组织以及专业学会可以规定，只要科学家涉及任何可能影响研究客观性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公开地向受试者、同事以及所有与他们研究有关的人员说明情况。这样，学术界就可以判断一项研究是否合乎伦理，及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怎么样。这是一套信誉体系。科学家通常不会说明利益关系，因为有时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科学美国人》也会请撰写文章的科学家主动报告文章提及的研究所牵涉的利益关系）。

理论上说，美国其实有备用的监督体系——不管科学家有意还是无意未报告利益关系，都有多级检测手段，确保理清和揪出研究涉及的利益关系。如果科学家没有报告利益关系，他所在的大学或医院就有义务查明并报告 ；如果大学或医院没有履行监督义务，那么提供大部分研究资金的政府机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就应该介入。不幸的是，这个监督体系已经被严重破坏了。“研究院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的政策执行力很弱，”美国乔治城大学药理生理学系教授阿德里安 · 福赫－伯尔曼（Adriane Fugh-Berman）说。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不仅没有执行伦理法规，制止制药行业的金钱所带来的可怕影响，甚至这个机构本身都可能在违反这些法律。

美国国会一直尝试通过立法阻止医学研究的腐败。2010年，作为医保改革系统的一部分，美国国会通过了《医生收入阳光法案》（Physician Payments Sunshine Act），要求从2013年开始，所有制药公司和医学仪器制造商必须公布他们放入医生口袋中的每一分钱。由于大部分（但不是所有）医学研究者都是医生，理论上这些信息有助于大学、研究型医院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现接受资助的科学家与制药公司是否有利益关系。但是，如果没有人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它们就一文不值。 罗伯特·林赛的案例说明，医学研究腐败的问题是多么深重，解决它又是多么困难。

制药公司影响科学研究，通常采用代写论文的形式。一旦由制药厂商来掌控一篇论文的写作，它就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医生和其他科学家对研究结果的理解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