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监测

年年中秋，今又中秋，但就在我们合家团圆举杯邀月的同时，地球上的6000多棵树已彻底消失，它们变成了月饼的包装盒，被扔在垃圾箱里，据统计，仅香港一地，去年中秋后就丢弃了285万个月饼盒，叠起来相当于270幢高420米的国际金融中心。

一棵生长50年的树，通过光合作用，每年可生产出价值31250美元的氧气和价值2600美元的蛋白质，同时可以防止大气污染（62500美元），涵养水源、促进水分再循环（37500美元），防止土壤侵蚀，增加土壤肥力（31250美元），还可以为鸟类等提供栖息环境（32150美元），将这些综合价值计算到一起，它每年的价值是20万美元。但，中秋节把它变成了只能使用一次的垃圾。这，还并没计算每年生产过剩的月饼所带来的浪费，以及为送出这份厚礼，交通为之拥堵所造成的污染。

越来越漂亮的包装，年年都吃不完的月饼，正拷问着商业时代人们的良知：这一切，真的是必需的吗？如果我们的欢乐必须建立在对自然无休止的掠夺之上，那么，中秋节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究竟是我们的民俗呢，还只是一个享乐的借口？在这条因过度奢侈而自我迷失的道路上，我们还要走多远？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作家郝晓辉和民俗学者高巍。

铺张浪费是官俗不是民俗

穷奢极欲源于传统文化流失

不仅是中秋节，在今天，几乎所有传统节日都存在铺张浪费的现象，比如春节时豪华的宴饮、元宵节的灯会等。不仅公共节日如此，个人节日也如此，像婚礼、祝寿等，也存在着过度消费的问题。

过节了，适当消费没问题，但应以不浪费为度，可为什么我们总也把握不好这个度呢？因为传统文化流失，今天人们觉得过节“没劲儿”，但失去了精神家园，靠物质刺激来弥补，这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且很容易走向恶性循环，即：越刺激，则对物质的需求越高，浪费也就越大。在物质不断刺激下，心灵的感受力就会逐渐麻木下去，最终成了物质主义的附庸。当心灵被污染了，那么我们就会自觉地去破坏这个世界。

比如月饼，并非健康食品，很多人不爱吃，但大家都买，你自然也要买，别人买好的，你就要买更好的，别人送，你也要送，在这样被绑架的消费不断推涨下，中秋节本身已不重要了，它成了一个送礼和消费的时间标志。

在今天，多少人能说出为何要过中秋节？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已经不会从文化角度来消费中秋节了，穷奢极欲说明我们的内心对此充满恐惧。

奢侈创造的是畸形市场

过度浪费确实能创造一些市场，增加就业机会，但这是畸形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这个市场来发展。中国宋代商业曾高度繁荣，但为什么没能走向现代化呢？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提出了“高平衡陷阱”的问题，表面上看，市场应有尽有，服务发达，但每个企业都做不大，资本有限，到处都是低端竞争，当大家都无法实现升级时，中国就错过了现代化的机遇。

马克斯·韦伯在讨论现代社会时，也提出过“新教徒的节俭”的观点，认为正是因为大家克制消费，并将节俭下来的钱集中起来投入再生产，才最终把握了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近代欧洲的崛起。

当然，韦伯和彭慕兰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但能给我们很多启迪。国人有一种误解，认为消费就是推动商业进步，而商业必然会自动均衡。这是一种幼稚病，因为我们向往自由，所以在面对自由时，往往失去审慎的态度，

奢侈只是撒娇，节俭才有未来，在今天，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个矛盾，正考验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

奢侈流行是社会之痛

从历史上看，我们文明的主流是提倡节俭的，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相反，嘴上与行动上有很大落差。

为什么？因为权力对社会影响太大，奢侈源于官场不源于民间，民间不需要排场，只有在官场，才会鸣锣开道、八抬大轿，那是身份的象征。送礼也如此，月饼不层层包装，简直就不够“面子”，奢侈是权力文化的产物，那么仅靠权力去遏制它，就很难成功。

月饼过度包装问题一直受关注，比如国家有“月饼销售包装成本不得超过月饼出厂价格的25％”和“每千克月饼的销售包装容积应不超过9.00×103立方厘米”等强制性规定，但以去年为例，月饼包装已占到了总成本的三分之一，达25亿元。铁盒、木盒等豪华包装并不罕见。对此，仅仅指责国人“爱面子”就太片面了，关键是社会没起到足够的监督作用，还不能对权力文化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制约。事实是，当那些华而不实的地标建筑都能盖起来时，你很难期望月饼包装能返璞归真。

社会无监督，则虽有主张，我们也只能默认奢侈的流行，甚至对它习惯起来，把它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融入我们的民族性格。应该说，这种腐败文化的“民俗化”非常危险，因为它对世道人心的伤害，将是长远的，将来再想把它剥离出来，几乎不太可能。

传统中秋需要细节化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