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内涵应纳入政绩考核

据新华社消息,截至8月16日16时,舟曲泥石流死亡人数达到1254人,失踪490人,受伤住院治疗66人。媒体称,此次灾难为百年少见,究其原因,除自然灾害因素,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带来的影响也是无法回避的。《京华时报》报道中提到,舟曲县城两边的山上能利用的地方都开垦成了窄窄的农田,挂在半山。当地多数耕地都在山上,这种“挂田”的存在,无疑加剧了山体的水土流失。

这次重大灾害再次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凸显于国人面前,盲目的GDP崇拜带来惨痛的教训,生态问题如何问责?如果不能将生态内涵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不能让公民参与环境问题的诸种博弈,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掩盖已然付出的沉重代价,未来更是必须为环境治理交上昂贵的学费。

为此,本报采访了中山大学生态与进化研究所所长、生态学家彭少麟。彭少麟教授为2009年两院院士候选人,担任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生态学会理事长,长期致力于生态恢复研究,担任广州、湛江、梅州、汕头等多个地方的生态顾问,对生态问题与地方治理面临的难题深入调研,他提出,地方政府把生态内涵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

时代周报:近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由气候异常引发的自然灾害呈上涨之势,今年尤为明显,我国接连发生旱灾、水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些灾害的发生是否都与生态环境破坏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彭少麟:现在国际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尤其二氧化碳的排放增加,导致了全球气温上升,从而改变了整个大气动力系统,使得局部灾害增加,所以就有了《京都议定书》,以及一系列的环境会议,哥本哈根会议就是一个典型,它要求各个国家减少碳的排放。另一种观点认为,气候异常主要是太阳与地球周期性的运动导致的,前一种观点所占的比重较大。

时代周报:极端恶劣天气的出现与自然灾害的升级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在各种世界性的环境峰会上,总是争吵不断,难以达成实质性协议,产生这种局面的根源是什么?

彭少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南北的分歧,北是指发达国家,南是指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处在南部热带地区,而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处在北部温带地区,这样就产生了南北的差异。这种矛盾是在签署《京都议定书》时开始的,《京都议定书》主要是先限制发达国家的排放,然后再去限制发展中国家。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第一步是不受约束的,这样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分歧。发达国家认为所有国家都应承担相同的责任,但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前期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顾环境承载力造成的,现在要求大家承担同样的责任是不合理的,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发展权。发达国家的要求,掩盖了其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所排放的有害气体,已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超标的现实。

我很赞同这样两个观点:第一,以前发达国家工业发展迅速,对大气污染严重,其应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每个人都有生存权,碳排放量也应该以人均来算,而不能按国家的大小来算。

时代周报:“低碳经济”已经成为近年来的一个时髦词汇,这个概念的提出与运用对遏制全球变暖、改善局部气候环境有怎样的作用?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彭少麟: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趋势,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低碳经济最早是英国人提出来的,其实就是一句话—排碳要收费,这是最核心的内容。若美国履行《京都议定书》,则美国一年至少要交几百亿美元的碳费。每个国家的碳费收支,根据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计算,在非洲,电灯都不普及,它们的排放量是非常少的,发达国家就可以买它们的排放权,这样就出现了很多相关的碳交易。

如果一个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超标,就得交钱,这就直接影响到企业利润,所以就逼着它们采用低碳技术来控制碳排放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未来一定是要实施的。但是低碳经济还涉及到很多外交内容,在当前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要马上实施低碳经济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是有一定压力的,如中国,排放量受到一定控制,巨额的碳交易费是难以承担的。中国必须履行一个大国的义务,减少碳排放量,通过转变经济结构,改变能源的利用方式,提高能量的利用效率,进行物质的循环利用来实现低碳经济。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低碳生活,这是应该提倡的,比如多开小排量的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空调不要调得太低等等。

时代周报:要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转变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技术投入。我们现在的投入是很多的,但投入要有针对性,有规划,避免盲目投入。国家投入的很多钱,最终未能达到理想效果,这就要分析为什么了。国家必须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力量,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依靠外援是不现实的,而且完全依靠外援永远都不能掌握核心技术。

第二,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如美国,制定了《清洁法》,规定二氧化碳是污染物,排放得太多就犯法,政府就可以去控诉它,可以对其处以罚款。中国没有类似的规定,我们也应该提出一些法律法规,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严重的企业。

第三,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媒体应使低碳经济深入人心,让全社会形成低碳生活的观念,如果每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减少1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那么全国一天就可以减少13亿公斤了,所以社会这一方面很重要。

时代周报:美国生态学家莱斯特-布朗提出,“经济必须归属于生态”,他认为生态学应该凌驾于经济学之上,经济政策的形成,应以生态原理建立的框架为基础。你认为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怎样的?

彭少麟: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生态学家的话能够被听进去,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经济指标是一个硬的东西,而具体落实则是很软的,这里面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政府明知故犯,为了做出政绩,把GDP提高,保留了高污染企业;第二种是政府糊里糊涂犯了错,因为不懂;第三种,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地方穷,首先得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三类问题要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