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监测

　华沙气候大会新博弈


　　19世纪末，科学家首次提出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的活动长期积累下去将会造成全球气温上升。此后，美国化学家查尔斯·基林用40年的观测证实，人类正在把亿年来沉积在地下的有机碳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返还到大气层中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分析和研究聚焦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1988年成为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直接导致了美国参议院对气候问题举行听证。

　　为了给全球决策者们提供充分、准确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并对气候变化成因、其潜在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可能的对策等进行客观评估，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它最初汇集了全世界130多个国家2500多名科学家开展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活动，分别于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完成了四次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报告中关于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结论一次比一次肯定，呼吁各国采取措施尽快行动，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今年9月，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发布，其将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暖的可能性提高到了95%，比第四次报告的评估提高了5%，它进一步确认了气候变化的事实以及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但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报告对特定结论的信心往往依据于持此观点模式、文献和专家的数量多寡，还不能完全依据客观的证据数量，不能避免“真理可能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这考验着人类面对“不确定性”的智慧。

　　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开始于1992年6月举办的第一次地球峰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签署，该公约于1994年3月生效，是目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架构。

　　1995年起，缔约方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回望过去的18次谈判，最显著的成果莫过于1997年在日本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明确地规定了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减排数量和期限。

　　然而，《京都议定书》所探索的减排模式在实践中遭遇了难题。为了达到一个确定的限制升温目标，将需要减排的温室气体数量以配额的形式分配给各个国家，在欧盟的实验中获得了一定范围的成功。但是，由于排放空间与各国发展权密切相关，这样的方式现阶段难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为了探索出新的行动方式，人类需要在2015年签订一份新协议，决定在2020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以后，将以怎样的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即将举行的华沙气候大会就是新协议的起点。人类将如何面对现实的欲望与未来存在的不确定性?对此，华沙气候大会将作出怎样的回应?值得观察。


　　为全球气候新协议奠基


　　即将开始的华沙谈判，将把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引向何方

　　11月11日至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19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9次缔约方会议将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

　　这是自1995年以来，公约缔约国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责任分担的第19次谈判。“华沙谈判是一次过渡的会议，它主要是为今后谈判取得大的进展奠定基础。”长期关注国际气候谈判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向本刊记者指出。

　　过去的18次谈判中，最为显著的成果是《京都议定书》，它首次确定了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目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但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已于2012年底到期，根据去年多哈气候大会的决定，2013年到2020年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华沙谈判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开始之后的第一次公约缔约方大会。

　　即将开始的华沙谈判，将把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引向何方?


　　围绕两大核心议题的谈判


　　杨富强告诉本刊记者，2011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确立了“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德班平台”有两个主要议题，一是如何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雄心，二是在2015年达成一个适用于公约所有缔约方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成果，作为2020年后各缔约方加强公约实施、减控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依据。华沙谈判将集中就“德班平台”的这两个核心议题进行谈判。

　　第一个议题涉及到2020年前各个国家如何提高各自的减排允诺。气候谈判大会确定了本世纪末把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下的目标，但是按照各国现在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允诺，尚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需要各国提高减排雄心。

　　华沙会议将涉及到“绿色气候基金”的议题。“绿色气候基金”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承诺提供的资金援助，2010年至2012年间启动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该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减缓、适应和能力建设。现在需要对快速启动资金进行评估。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提供1000亿美元，但2013年快要过去了，还没有见到一分钱援助资金的影子。

　　第二个议题就是2020年以后要实施的新协议。在这方面，谈判的议题更多更难，包括原则、目标和核实等。“这次谈判可能会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一些共识，但是进展不会太大。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但现在全世界仍未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各国都将应对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复苏放在首位，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下降。”杨富强坦言。

　　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德班平台’要求在2015年达成新协议，所以，如果说会有重要进展，应当也是在2015年巴黎举办的气候谈判大会上。此外，在今年的谈判之前，只在德国波恩开了两轮预备会，在我印象中，这是预备会最少的一年。预备会少，意味着各国就各种问题进行的交流和磋商的时间就少，到了正式谈判时很难就重要问题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杨富强补充说：“每年的气候谈判结果怎样，与主办国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在丹麦召开的第15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影响比较大，因为丹麦政府本身在减排上比较积极，在会议的组织上也很积极，请了各国的首脑参会，媒体宣传也搞得轰轰烈烈。”

　　中国代表团谈判代表之一、国家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则提醒说：“谈判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和链条，每一年都很重要，今年要为2015年奠定一个好的基础。虽然今年不会签署协议，但是会讨论如何落实去年多哈大会的决议并进一步就2015年协议的概念、框架、原则、要素等展开辩论和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