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质监测

　“春季的绿萍，秋天的水葫芦……多的时候，人甚至可以站在上面。每到这些季节，上海紧邻外省的金山、松江、青浦的打捞任务就很重。”上海市水务局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不论是水污染突发事件，还是数年如一日的流域治理，水的流动性决定了，治水绝非一家之事。


　　“联防联控”被反复提及，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充满着推诿扯皮。在这之间牵涉到不同阶层、政府和民间、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等等利益分配的问题。责任如何分配，成果如何共享，这些问题不先厘清，后续的一切都将是空谈。


　　“联防联控”难落实


　　纵观历年来重大水污染突发事件，往往会出现的情景是排污者推诿责任，受害者叫苦不迭。


　　2012年12月31日，山西长治某化工企业发生苯胺泄漏事故，直到5天之后，山西省有关部门才将此事披露出来。由于河道直接通向下游河北邯郸等地的水源地，这给下游各市区造成极大的恐慌。


　　“各扫门前雪”的分段治理方式，往往把自己管辖区内的水环境治理好，但上游的污染源没有截断，污染物还在，投钱进去治标不治本。


　　各地区联合治污也并非没有成功的案例，2010年上海世博会清澈的水质，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述上海市水务局人士称，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因为有了各省的协调机制，联防联控之下，上海的水质空前好。那时各地区全面支持上海。通过太湖流域管理局召开各省市协调会议，大家齐抓共管来落实。


　　“当时提出的目标是，不让一个水葫芦、绿萍进入到上海中心城区。为此，各地区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从上游到上海本市，拦截强度非常大。”上述人士说，“但是近一两年又松懈下来了，因为这不是一个长效机制。”


　　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郑正则表示：“巨大的政治任务压力下，往往大家的‘小算盘’只好往后面放一放，才有局部范围的协同效果，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他告诉本报，近年来随着流域污染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各地方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努力，后来发现这种“零打碎敲”、各自为战的治理方式，很难奏效。于是，各方逐步形成共识，把流域当做整体进行研究，采取对策。因此，一系列以流域挂名的机构，整治方案相继出台。


　　比如，2012年国家环保部、发改委、财政部和水利部联合发布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指出了“十二五”水污染防治重点包括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黄河中上游、太湖、巢湖、滇池、三峡库区及其上游、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等10个流域。国家环保部还专门设立“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即“水专项”）。


　　郑正认为，目前来看，国内流域治理尚无成功案例。


　　以太湖流域为例，2011年国务院通过《太湖流域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对该流域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包括了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天目山、茅山流域分水岭以东的区域。


　　“太湖流域的治理是有一个协调机制，它是一个省部级的联席会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比较高层，但在省市之间，却很难协调。”上述上海市水务局人士称，该《条例》授予太湖流域管理局的是管理权，而非《条例》的执法主体。


　　因此，他认为，不仅要提高流域管理机构的能级，省市之间的沟通能力也要更强一些，这样才能够较好推进流域上下一致的协调。相比之下，目前流域的防洪机制就比较有效，往往是流域防汛任务最重省省长牵头，召集相关省份领导开会，协调防汛事宜。


　　利益纠葛是重点


　　为什么难以奏效？这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各地方、不同部门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以全流域为整体目标的努力实际难以奏效，归于一点就是环境伦理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跨区域治理流域污染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甚至是跨越多个国家。各国最终通过讨论、协商、谈判的方式，明确了各自的分工，协同合作，最终治理效果非常成功。


　　以莱茵河为例，这条发源于瑞士，流经奥地利、德国等9个国家的河流，曾因为分布于河畔的工业基地闻名遐迩，但也因此饱受工业污染之痛。


　　1950年，在下游国家荷兰的倡议下，莱茵河流经的国家瑞士、法国、卢森堡、德国和荷兰联合起来，组成保护莱茵河防止污染论坛，交流、讨论和寻求解决莱茵河水污染的途径。1963年，在莱茵河保护国际委员会（ICPR）框架下签订了合作公约，奠定了共同治理莱茵河的基础。1987年，ICPR通过“莱茵河行动计划”，直到2000年前后，莱茵河的污染治理终于取得成效，生态环境逐步得到修复。1980年~2000年，流域国家为莱茵河污染治理共投入了200亿~300亿欧元。


　　而在中国国内，从政府官员到社会各界还普遍存在一种短见，就是环境治理更多是投入，鲜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回报，导致地方在进行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方面缺乏主动性，郑正认为，更重要的是各方利益的牵扯不清。“怎么协同，怎么调配，谁处理多，谁处理少，谁受益多，谁受益少，上下游怎么处理，怎么共享处理之后带来的好处，不先厘清这一点，后续都是空谈。”郑正对本报说。


　　而环保伦理绝不只是道德和意识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及其公民文明进步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可以通过经济杠杆来平衡各方利益，并且通过完善的法制环境来配合一系列协议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