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科学研究:30年河东,30年河西

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经历了60年,总体上说可以名副其实地称得上“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个时期全都到农村去开展样板田活动,一个时期又都进入实验室从事理论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长期存在科学与技术、性质与任务的混淆与扭曲。给人的感觉是“摸不着石头也过不了河”。

“30年河东”— 样板田里出“经验”

1949~1977年,农业科学研究主体上是在农村开展样板田活动。农业科研人员首要任务是“思想改造”,到农村去与农民结合,改造世界观。全国2/3的科研人员到农村去蹲点,开展技术示范,普及科学知识。1958年毛泽东发动农业“大跃进”,农业科研人员上山下乡,创高产,放“卫星”。1962年,毛泽东发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论述。中共中央、国务院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到农村去,开展农村样板田运动,建立农村基点。全国省级以上农业科研单位共设置样板田629块,到样板田工作的科研人员4 145人,占研究人员总数的60%以上。

紧接着就是十年荒漠化。一位费尽千辛万苦回归祖国的植物细胞遗传学家叹息说,他一生最大憾事就是用在科学研究的时光太短了:“我1948年回国,正是搞科研的年龄,希望有所贡献。但是各种运动接踵而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能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年龄也逝去了。到1978年这30年中,运动、下放、劳动、开会,占去至少2/3的生命,真正能够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不足5年,还要经常提心吊胆地注意让干什么,不让干什么。”

“30年河西”— 实验室里出“理论”

改革开放,万象更新。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科研人员,面前突然转换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科学景象,农业科研领域出现了强劲的“全盘西化风”。强调理论研究,鼓励登高攀新,试图在较短时间内移植一个西方式农业现代化。总体上说农业科研人员“关门”搞科研,写论文、报成果,开始了一场“洋跃进”。

“赶超”世界水平的一种表现,就是鼓励在国外杂志发表论文并被SCI收录,奖励几千上万,并且与职称、学位、岗贴、经费、奖励挂钩。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科研人员介绍说:他们所有人员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一篇论文,奖励了10万元;马上有人插话说:嗨,小巫见大巫啊!我们单位有人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文,一次奖励200万元。有人形象地为今天一部分农业科研人员的行为状态画像:“说外国话比说中国话好,下试验地比莅会赴宴的时间少;互联网上编文章又快又多,计算机上种庄稼比农民的产量高”。

中国农业科学院一位院长不无忧虑地指出:“现在出现一个令人非常担忧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少的科研人员愿意到生产第一线工作,相当多的年轻科研人员不愿意下基层、下基点去搞调查研究,只喜欢在室内搞搞计算机或信息技术。高新技术固然重要,但高新技术若不和常规技术结合,是无法进入应用阶段的,是无法产业化的。”他引用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话说:“当务之急就是要引导更多的农业科研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

农业科学研究要为农业生产服务?现在这话已经没有人愿意说了。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业科研人员,每年也评出很多的科研成果,但投入与产出不呈比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