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大学术濒死的一个表象(zz)
有关学术造假的报道，呈现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状态。今年已来，媒体报道后已被认定为抄袭的有东北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抄袭，上海大学教授陈湛匀抄袭，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论文造假，此外还有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等涉嫌抄袭，另有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控抄袭后被鉴定为“过度引用不当”。
放在一个学术规范尚存的地方，上述事件中无论哪一件都会使事主在学术界难以存身，而在中国，学术的标准已经模糊，是非已经混淆，廉耻已经丧失，于是，一些涉嫌者才可以继续混迹学林，才会有学术不端行为铁证在案而被官方撇清。这样的学界，这样的学人，又进一步证明了学术污秽的严重程度。
上述事件得以成为新闻，并不表示抄袭属于例外。抄袭是普遍发生的，它可能已经成了中国学术的“潜规范”。抄袭不例外，被人指认出来才是例外。学术界对抄袭行为已经容忍和默许，尴尬不在于抄袭，而在于抄袭被指认出来。论文与著作的数量、教授的数量、博士的数量，都在爆炸性增长，学术的进展则是另一回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也许有人会认为，接连爆发的抄袭事件，能够显示抄袭行为的严重程度，因而引发学术清洁行动。然而，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想当然。接连不断的事件，起到的作用，只是使一个被关注的事件迅速从焦点变为非焦点，每一个事件都只是使直接相关者有些不自在，新的事件出现了，目光转移了，焦点被覆盖了，相关人也就解脱了，自在了。
一起学术抄袭事件是否被认定抄袭，有着耐人寻味的密码。一个硕士研究生、一个教授或者副教授，在抄袭行为被指认以后，容易被认定为抄袭;而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被指认抄袭了，就不太容易被认定为抄袭了。上述事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研究所所长黄晓军、云南中医药学院院长李庆生，抄袭没有被确认，甚至被确认为“没有抄袭”，不在于事实上是否抄袭，而在于有更多的资源，包括学术机构的权力资源和学术界的人脉资源。
学术抄袭事件被不断报道，原因不在于学术抄袭比之于其它领域的抄袭更加普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能，相比于别的不端行为，抄袭有“白纸黑字”为证，所以更加容易指认，而学术恰好要以发表“白纸黑字”为基本样式。可能，欺世盗名的行为虽然无处不有，但人们多少对学术界还高看一眼，还有一些要求。可能，学术抄袭被报道，仅仅在于学术抄袭具有被报道的可能性，它既是体制与权力的一部分，又不是纯粹的体制与权力;它既有公共性，又不至于引起公共突发事件，所以学术抄袭行为可以在涉嫌之时就被报道，而官员腐败则不会仅仅有人指认就被报道。某种意义上，整个学术界可能都会产生“软杮子”的感觉，不是进行一场自我的救赎，而是认为“我们好欺负，才会被报道”，就像安徽阜阳认为媒体报道阜阳的丑闻，在于阜阳没有足够的能量一样。
可以说，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自我净化的能力，污染的严重程度，在于它既普遍又深入。普遍到无所不在，深入到沦肌浃髓。参照系已经转变，社会行为不以合法性为标准而以不受惩罚为标准，不以道德合格为标准而以道德最丑陋者为标准，不患违触法条但求逍遥法外，不以行为不端为耻而以社会上还有更恶劣的情形自安。
学术在濒死之中，这是肯定的。但学术状态是被制造和加予的，更为根本性的因素不是学术自身。没有学术自治，学术被纳入高度的权力治理结构之中，使得学术独立成为奢望，学术正在死亡，貌似学术的东西生长出来，抄袭只是表象之一。学术界自我清洁的可能已不存在，权力运行方式对学术发展逻辑取而代之，使得学术机构成了官场的分部，社会权力在低约束或无约束状态下产生的种种弊端映射到学术上来，于是有丑闻的校长不会辞职，大学会为有丑闻的校长掩盖，人心的评价已经没有作用。
也许你原以为学术界会稍微清洁一点，但事实上它已被抹平了，跟别的领域、别的界别一样平。“世界是平的”，这是别有异致的一种。有一部分领域或者一部分职业先污秽下去，没有一部分领域或一部分职业先清洁起来，我们亲眼见到了它的发生。
还有一个清洁的领域吗，还有一种名誉的职业吗，为什么，是市场平等地冲决了一切，是权力使一切平等地下行?想清这个问题，大概能够在乱相纷呈的事件中找到病根。这个社会，市场最多是个大副，权力却是永远的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