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大发表论文的策略和手段
听着:世界各地有很多科学家都如生活炼狱之中,倍受煎熬。伦敦已是深夜, Deborah Dormouse依然辗转难眠。她已经焦急地等待了4周,她不知道如果她打电话给 《自然》杂志的编辑询问她的论文处理情况是否会产生负效应。在阳光 灿烂的悉尼, Wayne Wombat正在大发雷霆,因为他的学生的论文被《科学》杂志拒绝了,《细胞》杂志正在请他审阅一篇内容相似的论文,他要对之实施报 复。在旧金山,Melissa Mariposa阅知她递交给《当代生物学》的论文必须缩减一半后才能被重新考虑。她不得 不忍痛删除一些关键数据,并且极端简化结果, 因为她的博士后需要将这一期刊列在他的简历上,否则他就得不到西班牙马德 里的一个工作。
一篇论文是否能发表取决于作者、编辑和审稿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多科学家们 正在孤注一掷地只将论文投递到少数几个顶尖的期刊,然后又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论 文,讨好编辑。这种做法最终危害了论文发表的目的、文章的可获得性和研究质量本身。
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日益加大的压力迫使科学家们将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上,更是 助长了这种趋势。甚至在我们的日常言语里也反映出对顶级期刊的迷恋 - 我们说某人是一位好研究生,是因为他在《细胞》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说明我们认为期刊比科学信息本身更重要性。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否则我们就失败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部分原因是掌握经费和职位分配大权的人在评价科学 家时不是评价研究本身,而是根据“表现指数”来衡量,因为将一些数字加起来比严肃地思考一个人的成就更容易。管理者正在窃取科学家们的权力,他们营造出“成绩责任制”文化,目的是建立最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有效地控制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结果, 这使得社会成为了一个“审计社会”(Audit society):每一项指标都被精确地计算, 最后指标成为目的本身。
在这样的“审计社会”中,发表论文的数量、作者在名单中的排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 成为评价科学家的依据。在日本、西班牙和世界其它地方,这种评价方式发展到成为精确的公式化行为。但是,不能让行政管理人员对此全部负责,很多科学家们热情地参与 其中。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人为的指标成为科学工作的目标?尽管有各种堂皇的理由说, 将论文发表在顶尖期刊上会有更广泛的阅读量,但是,当我们将期刊的重要性置于科学 本身之上时,我们就是将我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变成了俗气和无教养之辈。 (我们就是将 自己在学术界置于平庸之辈。)
一些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为什么绝大多数科学家还是如此热衷于期刊的名 望呢?这里有心理和职业两个方面的原因。年轻的科学家们将在好期刊上发表一篇好论 文视为进军科学皇冠的起点。而已有声望的科学家则希望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以证明 自己仍有高见。与在科学发现的王国中树立声望相比,所有的人都逐渐认识到,在当今 实实在在讲求硬通货的审计社会中聚集“资本”更为安全和容易。另外一个因素是现在 的社会疯狂地追求知名度,科学家们也身不由已。许多科学家在自己的工作被媒体报道 (无论准确与否)时会心存感激,而那些领头的杂志也通过新闻发布来为此铺平道路。 比如说,西班牙的大报El Pais就经常会对西班牙科学家在Nature,cell和Science上发 表的任何文章进行特别报道。 )
这对于作者、编辑和审稿人的行为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
作者必须决定什么时候、怎么写他们的研究工作。写论文的理想的时刻是在 某一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并获得了可信服的信息之时。但是,现实的 做法常常是在有可能出现结果的最早时候就开始写作。结果,科学发现就像意大利香肠一样被切成一片片, 然后再递交给不同的期刊以发表更多的论文。
科学家们必须全力以赴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工作,以尽量减少论文被拒的风险。顶尖期 刊绝不会考虑竞争对手已经刊登过的结果相似的论文,即使这项研究已经花费数年时间 而递交的时间只相差一周或二周。当然,如果两篇竞争性的文章同时递交给期刊也有好 处,每位作者都会用另外一篇论文来引起编辑的注意,认为他们的研究课题是热门的。 毫无疑问,论文的递交和报告让许多科学家们 彻夜难眠。
作者需要决定怎样做才能将他们的论文发表在顶尖期刊上。研究结果是否可 以被炒作 到足以为话题?是否要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超级简化以吸引人?是否可 以在论文中找到一个故弄玄虚的信息让人们立刻记住?是否发现了与人类疾病 有关的某个含糊不清的联系? (提及人类疾病往往会提高以后论文的引用数量,也使杂志显得有吸引力。)能否将论 文的长度压缩到实际需求的更短?比如,即使论文应该以更长的形式递交到更专业化期 刊上,为读者提供更多些的服务。是否可以将它压缩成更短的形式而递交到Nature杂志? Nature上的短文和 Science上的报告部分常常压缩很大,只有很不显眼的示意图,使得 其内容难以被读者***。互联网上的补充材料也许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但是印刷版的读 者 会觉得上网不是那么方便,而它们的电子版的上架时间也让人担心。
这样,越来越多的研究小组负责人开始亲自执笔写论文,他们或许并没参与 实验,而 实验工作主要是由初级科学家完成的。但是,研究组长经验丰富,知 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展示工作,也许正因如此,对实验细节的不了解反倒成为有利因素。学生和博士后又 回到了桌边努力工作,增加产出。然而,他们却没有学会如何写作研究报告。
编辑: 顶尖期刊的编辑总会收到过多的投稿。比如,《自然》杂志 现在一年要 收到9000分左右的稿件,(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2倍),因此不得不拒绝约95%的生物医学 方面的论文。《发育生物学》是一本高质量的专业期刊,它的拒稿率基本上是70%,而在1990年,这一数字是50%。顶级的期刊收到太多的 稿件,没有办法将它们都送给同行进行评审,因此,编辑手中的权力变得比审稿人的判断重要得多。结果,作者们开始用 各种手段拉拢、奉承、甚至威胁编辑。小组组长能够证明花费时间和才智在这些策略上 是值得的,因为编辑们会因此动摇,而成功的回报非常之高。影响因子和经济的合力作 用在顶级期刊间建立起竞争(Cell杂志最近就以极高价格被转手)。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编辑甚至会央求明星科学家为期刊写最流行的论文。所有这些力量综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反科学的文化,出风头和***手腕会受到更高的回报,而富有想象力的方法、高质 量的研究结果和理性的争论却变得无足轻重。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编辑也难于作出准确判断:要在一大堆各色论文中进行客 观、快速 的筛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以英特网为基础的服务能够为编辑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在 专业化的黑暗角落中看清实质问题仍然是困难重重。为了安全、稳妥起见,编辑们更喜 欢那些流行的、熟悉的和意料之中的结果,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古怪的、意料之外的、或 者是原创性的结果。错误因此出现。Michael Berridge和 Robin Irvine一篇有关磷酸肌苷和信号的原始性论文,在 20世纪80年代成为引用率第二高的论文,但最初《自然》 杂志拒绝了这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