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监测技术中心

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明显进展。因为我国存在特殊的国情，具有强烈的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和公平性；加快经济发展绿色转型步伐。


　　尽管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进程不尽如人意，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国代表在答记者问时自信地说到“请去查阅里约会议以来的各项指标，有哪一个中国承诺的目标中国没有采取行动？”中国在可持续发展上之所以成就昭显，而且未来还将加快可持续发展步伐，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国存在特殊的国情，具有强烈的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


　　第一，必须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和公平性。20年来，我国GDP总量虽然从全球第11位跃居世界第2位，但人均国民收入还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人民生活水平尚未全面实现小康。与此同时，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社会不公平问题在加剧。“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重要障碍性因素。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加快了中国经济起飞的步伐，同时也加剧了中国不同群体、城乡、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的差距。福布斯财富榜上的中国富人逐年增加，而按照中国新的扶贫标准，还有1亿多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广大农村医疗、教育、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十分薄弱，农村地区仍有8000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东、中、西部经济水平差距明显拉大，人均GDP比例1978年为1.75∶1.17∶1，2010年为2.85∶1.05∶1。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扩大，1978年和1992年均为2.58∶1，而2010年为3.23∶1。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公平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潜在诱发因素，直接影响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十二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重大战略部署都是基于上述背景而提出，旨在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均衡、代内不公平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必须加快经济发展绿色转型步伐。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虽然以低于GDP增长速度的资源消耗支持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一直是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附加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资源耗竭、环境退化问题却已经十分突出，生态“赤字”不断增加，大量占用了后代的发展空间。例如，曾经是我国的优势能源资源的煤炭，从2009年起已经呈现净进口的局面。石油和铁矿石等战略资源已经全面短缺。2006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就达到了47％，并逐年增加；铁矿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50％。另据国土资源部2009年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预测，到2020年，中国45种主要矿产中，11种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增强，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挑战。但是，与资源短缺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2009年，单位能源生产率(美元/千克石油当量，2005年不变价)美国约是中国的1.6倍，日本、法国、德国是中国的两倍，印度是中国的1.4倍。有关研究还表明，中国的资源绩效在世界59个主要国家中，居倒数第6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约是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


　　一些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严重退化，有些需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才有可能恢复，有些则是不可恢复的生态环境退化，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截至20世纪末，我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每年因土壤污染而减产的粮食1000万吨，因受污染而超标粮食约1200万吨。城乡居民的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抵消了一部分经济发展成果，并成为危害人体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过去30年，我国一些与环境污染相关疾病的死亡率或患病率持续上升。其中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的死亡率明显上升。


　　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必须及早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否则不仅中国的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中国的国民健康也难以承受。为了子孙后代的健康和中华民族的延续，中国必须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有效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发展难题、减小资源环境代价；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增加发展后劲。只有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公平公正的小康社会。这种发展新道路不仅是基于中国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生态脆弱的基本国情的一种理性选择，更是源于中华民族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