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大疾病与幸福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说过，通往幸福之路的第一条便是健康。他认为疾病影响人的心情，并使人感到痛苦。有的疾病能忍受，有的则不能。我不清楚罗素是否生过病，反正他活了很大年纪，快100岁了。即使有过什么病大概也都属于能够医治好的，比如说他49岁来在中国讲学时，为显示绅士风度而“耍单”得了肺炎，高烧二周昏迷不醒，差点没回去了。要不是德国医生的医术，要不是洛克菲勒研究院的抗肺炎血清，这位世界级的哲学家或许也就在中国“折了腰”。病好之后，这位中年人因体弱持杖而行，绅士派头荡然无存，可想当时他的心境。有了这场大病的经验，他才如是说。在我看来，有病是不能让人心气太高。也就无从谈论正常人眼中的“幸福”。但是，有病也不是就没有幸福可言，这一点我们应把罗素的话看得轻一点。
有病故然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尤其是有慢性病，治也治不好，死也死不了，只有活受。在这种心境下，似乎不大可能向正常人那样追求我所谓的主动的幸福，因为有病的人没有那么多“本钱”。可是在追求被动的幸福方面，有病的人似乎要比没病的人更有优势。这使我想起20世纪自由派哲学家和思想家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关于“被动的自由”（passiveliberty）的观点。一个人的外在环境如果不给他一种充分表现的机会，那么他是不是就没有自由了呢？在伯林看来，自由与生存还是生存为第一位的，只有顺时保身，顽强生存才能谈得上其他，而自由则是“其他”之一。因而，无论是在奥威尔式的还是斯大林式的政治氛围中，求生要比求自由更重要。《飘》（Gone with the Wind）中有关“荞麦”和“小麦”的比喻也是非常形象的。当大风吹过来时，荞麦匍匐在地，而小麦则依然挺直腰杆，大风过后，小麦则吹折了，而荞麦则挺直了。
有病大概也是如此，不能和正常人那样硬来，要顺着它那个劲儿，连正常人也挺不过去，更何况是副病体。病者也能活到天年，而不是早夭，如康德、海德格尔这些大哲学家。而像小肯尼迪（John F. Kennedy,1917-1963）这样的天之骄子连半辈子都没活上，就去另一个世界报到了。所以既然上帝给了一副病身子，也应善待它。让它带我们走过人生的旅途，我想这是我这个病者的一个基本态度。
我的童年是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渡过的。我读小学的时候非常淘气，在家里又是老大。大人说，老大要做榜样。淘气而使大人不快，所以我便常常挨打。打了老大，老二和老三也就自然会乖起来的，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久而久之，我的其他能力似乎没有见长，但抗击打能力则有进步。而且打了也不哭。然而，那时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再怎么有能耐也还是无法摆脱挨打的劣势。后来，家里人发现我的一些举动异常，比如走起路来有些一跳一跃的，双臂的摆动也与同侧的抬腿相一致。在学校上体育课时也是如此，老师则认为我是故意的，狠狠地批评过我。那年夏天，家里人又发现我睡觉不老实，胳膊腿老是乱动，有时还做些鬼脸什么的。这一切使家人以为我的顽劣升级了，于是时不时就得挨上一顿。
秋季开学不久，我的腿上便起了一圈圈半园形的红斑。家里人也没有在意，以为是我野到什么地方叫虫子咬的。可我除了学校，哪里也没去，腿痛得很。好像是第三天晚上，舅舅来家里玩，我正在洗脚，准备睡觉。也不知是谁说让舅舅看看我的腿，舅舅以前是学生物的，他一看便说还是先上医院吧。于是舅舅背着我到了青岛的山大医院。挂了急诊，医生一看，说这是过敏性紫瘢，要马上住院。当时并没带钱，但医院好歹是青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看在都是职工的份上，没交钱也就住了进来。我在医院一住便是几个月，诊断为急性肾炎。以前的那些异常举动，也被诊断为舞蹈病。这是一种小脑受感染的病，那些异常举动实为共济失调，而不是我的顽劣出格。可无论如何，那些顿打却是白挨了。文革过后，见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我心里难免将它们与我挨打相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哪个庙里都有冤死的鬼，于是我也就坦然了。
话虽如此，可我却落下了风湿热这个病。该病最可恶的地方便是使心脏瓣膜受损。而我也没有逃出此劫。大姨父有个辽宁老乡是山大医院内科的名医。我的风心病就是他给确诊的。在我的印象中，这位老先生个头不高，但很敦实，腰板很直，走起路来蹬蹬的，很有派头。他把听诊器往我胸口一放，没多久便说二尖瓣窄漏，主动脉瓣有点杂音。老先生当年什么仪器也没有，就拿一个普通的听诊器，便给我确了诊。以后我虽然也经过多少现代仪器的测量，但主动脉瓣的病情始终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到了九十年代，才在彩超上证实，其实早在三十年前我就知道主动脉瓣有问题了。
家人问医生，我这个病该如何办？医生说不好说，过了十五岁再看吧。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十五岁以前就不行了？我难道活不过十五岁？于是十五岁就像是个梦魇折磨着我。在我那似懂非懂的年纪如何理解那种dark saying？十五岁终于过来了，我没有死去。
给我诊病的医生在文革中可受苦了。据他说他曾做过一个梦，看见太阳掉到锅里煮，为此他写了一首诗。在文革中这种事情好生了得？后果可想而知。当年，他脖子上挂了几十斤重的大牌子挨斗游街。可他却依然满不在乎，完事之后照样叼着烟斗，蹬蹬地走路。我想自己做了梦干吗一定要告诉人家干吗？一定要写出来？文革过后我曾去看过他。他好像对我的病没再说什么，只说“过了十五岁了。”这依然是个陈述，我还是不明白。
后来，我到武汉求发展，而对我的录用则有一段插曲。单位的头头说，他有心脏病，这种病活不到二十五岁的。我这才悟过来，当年医生为什么如此强调十五岁，大概也是怕我活不过十五岁吧。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风心病的死亡率还是相当高的。现在大概有所变化，从统计数据来看，手术成功率还是相当高的。然而那只是统计，真正落实到具体人头上，则是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生有百分之多少的可能，死有百分之几的可能。所以医学统计只是个大概，我们听听而已。如此说来这病还得靠自己的把持。只要带病活着，就有幸福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