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大三聚氰胺未走激素来，到该追打圣元的时候了？
武汉三名女婴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体出现性早熟特征，多地出现同类病例，愤怒的家长不约而同将矛头指向了圣元。(钱江晚报8月8日讯)
三聚氰胺奶粉曾使数千万儿童受害，涉案的几乎涵盖国内所有奶粉生产商。但是最后倒霉的只是三鹿一家，其他厂家不但毫发无损，甚至还掠得庞大的三鹿地盘而纷纷长价;负有监督责任的官员也是轻轻“问责”，还未等风平浪静就迫不及待复出了。这样的“倒霉事”一旦被沾上了，加上媒体的群追猛打和国内企业低级的危机公关能力，估计圣元的倒闭指日可待。问题是即使圣元倒闭了，我们的食品就安全了吗?
中国的化学普及不是得益于学校的教育，而因为饮食而被扫盲。喝奶粉，我们了解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现在我们还将对性激素的分类、组成成分、作用机制等等有了感性、理性的彻底认识。当然食物的化学扫盲功劳绝不限于此，我们从猪肉里认识了瘦肉精，从干海味里认识了敌敌畏，从大米里认识了石蜡，从咸鸭蛋里认识了苏丹红，从面粉里认识了吊白块等等，中国食物的化学扫盲功用可谓数不胜数，我想如果要考各种添加剂的综合知识，中国老百姓甚至可以胜过美国化学家。
三聚氰胺一度销声匿迹，功劳当归媒体;再现而被打下，功劳也要归于媒体的良心。但是，三聚氰胺妆尚未卸完，激素已经粉墨登场，媒体的良心就显得那么软弱无助了。虽然三鹿高管被处以重刑，但是责任官员轻描淡写的问责以及迫不及待的复出，更重要的是监督机制不作改变，利益制度不作改变，老百姓不想做化学试剂的实验品都难。
出事后，圣元信誓旦旦，“我们的产品肯定没问题，都是经检符合国家标准后出厂上市的。我们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中国企业劣拙攻关由此可见一斑。如果它淡然担当责任，并将检测结果公诸于众，并表示改过自新，邀请公众及媒体监督，东山再起，拔剑江湖不是不可能。我相信，成分中含激素的奶粉绝不止圣元一家而是行业的普遍现象，中国有知错就改，改了就好的传统，老百姓不单会原谅它，还会因为它的诚实而忠诚于它。那么它为什么还要装出一脸的无辜状呢?不是其管理层不知道这个事件将会使消费者退避三舍、其产品将会无人问津，从而使企业受损甚至倒闭，但是它会敢捅行业的马蜂窝吗?会敢承认“相关部门”屁股有屎吗?先进国家企业的之优良社会责任不建立在强悍的司法制度之上的，并非它们的企业天生就要做良心企业而不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
三鹿事件，已经问责奶农、企业、官员和有关部门。但是为什么这类事件还是累累发生?我们从激素门发生后相关部门的态度得到答案。家长也曾想把奶粉送检，却遭遇“检测无门”，国家质检总局授权的两大国家级乳制品质量检验中心工作人员均表示，无法对奶粉进行激素检测， “我们只能检查奶粉国家标准里面规定的项目，激素并不在其中。”但是同时表示奶粉里面是不能含有激素的，“一点含量都不能有”。国家药监局负责药品检测的中国药品检验总所该所负责检品受理业务的工作人员称，除某些保健食品之外，目前我国药检部门尚未开展食品检测业务，“要检测奶粉中的激素成分，现在肯定不能送检，而且不受理个人申请”。其他医院也表示激素类不可测。我就奇怪了，不是“国家标准里面规定的项目”就不能检测，那么奶粉里渗甲安磷也是合法的了?“奶粉中的激素成分”不能检测，难道是国家机密?“不受理个人申请”，难道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无良企业将问题奶粉自动拿去检测吗?武汉市疾控中心在事发一个月后尚“目前无法就此事发表意见”，那么现在谁有可以发表意见呢?官员们怕的是什么?怕的不是人民生命受到损害，怕的是不知道企业跟谁有什么利益关系，不需要对人民负责，只要对自己的官帽负责就可以了!
长期以来，GDP的考核几乎是官员任用的最重要标准。地方的经济利益跟地方政府的政绩紧密挂钩，经济雄厚的企业就是地方地方的宠儿和依靠。企业的关系渗透到政府的每个角落，得罪企业也许某些官员的仕途就到此结束，得罪企业也许某些专家就断了经济来源。所以官员和专家都不得不多加谨慎。
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监督的制度。谁都知道母乳是婴儿最完美的食品，母乳哺育的孩子最健康，也更安全，成本也最低廉，还有利于产后母亲的健康。但是国家虽然也提倡母乳喂养，但却不能提供有利于母亲喂养的基本条件——没有给予年轻母亲失业救济。年轻母亲不得不抛下嗷嗷待哺的婴儿出外工作，把赚到的微薄工资买奶粉给自己的宝宝——相比母乳喂养还赚到点钱补贴家用呢。明知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但是我们却为了经济利益而允许甚至是鼓励奶粉企业大打特打广告，医生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大推特推。发达国家的代奶产品不允许打广告，也不允许医生推荐，在超市里也只能摆在最不显眼的角落，但是未见其经济萎靡不振。
奶粉行业的暴利无人不知，其直接成本甚至不到售价的1/10。利益的驱使让企业失去了良心，让相关部门蒙蔽了双眼。食品的安全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损害的不单是社会和国家的诚信，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有关部门和国家是否应该放弃眼前的利益而谋取未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