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大再谈中国需要自己的高水平科学杂志
作者：杨学祥 学者何士刚过去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也没有必要办杂志，有好文章尽可以投《Science》和《Nature》等杂志发表。他撰文说，但最近的一个切身体会让我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折。我们的一个工作，我认为非常重要也做得非常严密，在被多家杂志未经评审就退搞之后，终于在J. Neurosci.被评审了，但还是被拒了。在我们努力补充数据希望再向杂志申诉时，UC Berkeley的一个小组在5月22日的《Neuron》上报道了和我们几乎完全相同的发现。在方法上我觉得我们做得还更周密。我想周围可能有很多人与我们有类似的经历。中国近年的研究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很多方面在快速接近国际前沿，但很多高水平的科学家在把他们的工作发表到国外杂志的过程中都需要做太多也许并不合理的努力。如果我们自己也有高水平的杂志，那么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多人就会获得先机。记得现代神经科学之父，西班牙科学家 Santiago Roman y Cajal也曾为同样的困境而烦恼，当初德国和意大利主导了世界科学发展，他的很多工作在发表时也备受磨难，一气之下，他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发表自己的文章。1906年，因为他在神经系统研究中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1]。 商贸的规则是公平，可是，走进世贸大门的中国商人却在国外屡屡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科学的规则是真实，可是，中国科学家的成果却经常被国外阴谋者抢劫和剽窃。从过去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丢失，到现在中国医生的首创成果被美国人剽窃，历史在不断地重复一个教训：科学与文化就像资源与领土一样，需要国家主权的保护[2]。 黄红云，一个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他在世界上最早开展了嗅鞘细胞移植的临床治疗研究工作。被他用这种方法治疗过的国内外病人达600余例，均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功能改善，70%以上的患者生存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这种改善和提高，美国迈阿密大学医学院脊髓损伤研治中心的两位科学家在迈阿密大学先听到了黄红云的讲学，转而要求到北京来看看黄红云的病人。两名美国科学家亲眼目睹日本男孩子手术前后的变化，向黄红云要求合作写论文。黄红云同意了，但黄红云的同意是有条件的：论文必须是双方合作，自己必须作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和责任作者。uest回到美国后，给黄红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这个邮件至今保存在黄红云的邮箱中。他们提出，“从政治上考虑，我们应该作为论文的责任作者。”作为国际惯例，一篇论文的责任作者，它意味着对论文的内容负全责，而且拥有对论文的全部所有权。事关知识产权和科学家的尊严，黄红云当然不同意!他告诉他们，论文宁肯不发，也不承认他们是责任作者。论文于2006年3月发表在世界脊髓损伤研治领域最为权威的学术杂志《脊髓》上。出乎所有人意料，论文上只有几个美国科学家的大名，他们写上了时间、手术的发生地北京朝阳医院和日本男孩子的情况，承认了手术后病人功能的迅速恢复，却只在论文最后对真正的研究者和手术人黄红云轻描淡写地感谢了一下。一个中国大夫的手术和研究成果，转眼间就变成了美国科学家的所作所为。不仅如此，更让黄红云惊愕的还在后面。几乎在抢夺成果的同时，uest医生又与他人合作撰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指名道姓地对黄红云其他几名病人的治疗效果进行诋毁，还将它翻译成中文，投向多家中国国内杂志社和相应政府医疗机构和学术团体，这样的做法结果只可能有一个——增加黄红云的业务前进阻力[3]。 有些中国的科学家是不讲政治的，至少中国科学界的主流派是不讲政治的。他们把国外的科学杂志当作学术水平的最高标准，引导了“因为国内学术期刊水平低，所以高水平的成果都以向国外期刊投稿为荣，若能发表则无上光荣，要专门开座谈会，有关领导要专程登门道贺，发放红包”的不良风气。我们的研究人员拿国内的经费做出了成果，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向国外的学术期刊投稿，而很少记得向国内同行和公众用汉语具体介绍研究成果。国内同行多半要通过购买国外学术期刊才能看到，国内公众则依赖对国外科学报道的编译，或者当科学家所在单位觉得需要向国内宣传一下时才向记者提供一些简单的材料。国内的科研进展通过出口转内销才传到国内媒体，这种事并不鲜见。近年来我一直关注国内外的科学报道，多次遇到类似案例。有时从国外媒体看到相关报道，辗转找到国内科研机构，国内研究人员还拒绝接受采访。他们似乎不觉得自己对国内公众负有传播义务和社会责任。对他们而言，研究做完了，文章在国外期刊发表了，名利双收，万事大吉[4]。 为了获得国外权威杂志的认可，中国的最新科技成果就不会有什么秘密可言。居心叵测的国外权威就会乘虚而入，轻易地盗取全部资料和技术，夺取科研成果的发明权和知识产权。美国在科研问题上是很讲政治的，不准伊朗研发核武器，不准朝鲜发射洲际导弹，不准中国留学生参与敏感试验，不向中国出售核心技术;美国科学家也是很讲政治的，在重大科研创新和知识产权问题上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相比之下，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也太书生气十足了。美国迈阿密大学医学院脊髓损伤研治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脊髓损伤研治中心，代表着世界DJ的脊髓损伤研究和治疗水平。《脊髓》是世界脊髓损伤研治领域最为权威的学术杂志。他们的政治考虑能否唤起中国科技主流界的政治意识? 美国科学家不仅讲政治，而且讲战术。他们利用中国人“文人相轻”的弱点，与他人合作撰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指名道姓地对黄红云其他几名病人的治疗效果进行诋毁，还将它翻译成中文，投向多家中国国内杂志社和相应政府医疗机构和学术团体，借以达到其窃取中国医生最新科研成果的目的。中国科研机构的某些学术标准的不科学规定，使中国研究者处于两难境地：投稿国内受同行排挤;投稿国外无法律保障。 《中华医学》杂志副总编辑燕鸣就这一事件评价说，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文章标准，美国的两位科学家根本不具备作者资格，这一举动是明显的剽窃行为。燕鸣为记者提供了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的中英文资料，资料显示，这个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为生物医学期刊撰稿的标准，为全世界同一领域的期刊编辑和作者所认可。标准对作者身份有着严格的限定：在研究构想和设计、数据获得、数据分析和解释中任一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草拟论文或对论文中的重要学术内容做出了关键性的修改;对将要发表的稿件做出了最后的认可——生物医学研究文章的作者必须同时符合上述3个条件。美国迈阿密大学科学伦理委员会至今未给黄红云实质性回答。这个曾在美国工作过3年，从事过博士后研究的山东汉子感叹，如果中国科学家剽窃美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是否还会这样无动于衷[3]? 九州生气持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以龚自珍的诗来形容当前科学界的“西学”一统天下实不为过，“洋为中用”变为“洋为中神”，中国民族文化至今仍在“西神”面前瑟瑟发抖[3]。黄红云事件再次说明，西方科学家不是公正之神，同样是有缺欠的人。为什么要让科学水平的标准握在外国人的手中?中国科学缺乏自信心吗?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学家也不是“世界公民”，知识产权带有明显的国家利益标记。科技和文化同样需要国家主权的保护!美国科学家要考虑政治，这无疑是对中国“纯学术论”的当头一棒[2]! 有人说，科学无国界，这仅仅是对科普而言。高端科学技术是有国界的，否则就不会存在国际科技间谍。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进行高科技核新技术的封锁?原因很清楚，他不希望中国比自己更强大，没有国界障碍的科技交流是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