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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求助】研发一个化药1类新药得多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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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听到一个不完全统计:以国内现今28个1类新药计算,平均一个1类新药的研发费用大约是4700万RMB,其中60%-70%费用于临床,从研发到上市花费时间约为10年。
当然统计数据得看你从什么节点开始计算,是包括筛选的过程?还是已经有明确的药效学基础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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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做的1.3类抗肿瘤药,而且合成的先导化合物做了细胞活性筛选,已经确定了两个候选化合物。正在做初步的结构修饰,进而改变其溶解性。并已经着手做动物的急毒试验。课题从立项到现在应经2.5年。现在的成果是,已申请专利号。细胞活性试验证实,细胞活性强于对照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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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的平均开发费用在过去10年上涨了2倍达到8.02亿美元,这是美国波士顿药物开发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所估计的费用包括未能上市的产品以及资金的费用。
在美国关于此次研究的结果展开了辩论,消费者拥护组织认为该研究的结果只以品牌产品为基础,采用的数据都是由十大制药公司提供的,同时对研究所选用的方法学提出了质疑。但是美国贸易协会PhMRA却指出该中心的分析已被经济学家、学者和政府广为认可。
报告指出研究费用自1991年以来的上涨幅度是通胀的2.5倍,上一次所作的研究为2.31亿美元(1987年所作)。假设以通胀的速度增长,2000年时应为3.18亿美元。此项研究的首席负责人经济学家Joseph DiMasi博士将费用大幅上升的原因归咎于临床研究费用的增长。博士的观点得到一些业界执行官的赞同,他们补充到尤其是治疗慢性和变应性疾病的临床费用上涨幅度更大。
默克公司的主席和CEO Raymond Gilmartin也赞同临床费用的大幅上涨是与临床研究的复杂性和费用上升成正比的。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新药试验只需1300例病人,而今天却需要4000例,临床研究中所需的医学过程也从90年代的100个增加至今天的140个。
过去几年,制药企业还需面对新诊断技术的费用的上涨。默克公司开发骨质疏松药Fosamox(阿仑磷酸钠)需要在骨密度测试方面进行大的投资,而Crixiran(茚地那韦)需要对病毒RNA进行测试,这并不属于标准治疗的内容,有趣的是DiMasi博士和Gilmartin先生都抱怨上升的研究费用,并未产生高昂的价格。Gilmartin先生称,R&D费用与价格毫无干系,新药的价值是由医生和购买者决定的。
此次研究的数据是以随机挑选的68个调查产品的临床阶段费用为依据的,这些数据均为所调查公司提供的原始数据,参与的公司中新化学实体公司要比生物制药公司多。
其实,一个新药的实际开发费用只有4.03亿美元,其余的是每个批准药物的资金费用。报告认为平均开发一个新药的时间是12年。
  现金支出(亿美元)  包括资金费用(亿美元)
临床前  1.21  3.36
临床  2.82  4.66
总费用  4.03  8.02
但是消费者支持组织Public Citizen对此份研究报告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过高估计了药物开发费用。同时支持去年初发表的报告,一个新药包括失败的,税后开发费用仅为1.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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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国内新药研发的现状,新药研发未来的方向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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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疾病:
重症肌无力
国际国内新药设计之现状与趋势分析
1、国内现状及要求
建国以来,我国已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医药工业体系,我国生产的原料药品种已达千种以上,年产量也超过10万吨,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用药的需要,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相当大。目前我国生产的绝大多数药品均系仿制国外研制的新药,而我国自行设计创制的新药,据统计先后曾有100余种,但能大量生产供应市场的一线药物很少,迄今还没有一个新药能在国外注册,进入国际市场。1987年我国出口的药品主要是一些专利过期的仿制品,虽达2万多吨,但仅换取了3亿多美元,而同年SKF药厂的一个创新药品甲氰咪呱的年销售额就达7亿美元。因此若没有自己的创新药品是不可能参与国际竞争的。面对目前的形势,必须立刻加强新药的研究与开发。即使如此,其研究成果(新药上市)亦将在2000年以后,这是因为一个新药的开发周期(自研究至生产)平均约需10—15年。
2、药物设计的现状与趋势
药物化学的任务是整个新药研究开发的前期,即设计并合成有效的化合物。传统的方法是合成大量的化合物进行药效筛选,命中率约为万分之一,研究的周期长,因此耗资甚大。但由于成功的新药利润高,因而一些制药企业都把新药开发作为其生命线。为了提高成功的可能性,创制新药通常多选用具有新型结构并有确切药理作用的天然产物或已知的合成药物为先导物,通过药物设计进行化学结构的修饰、简化,使之更能适应于疾病的治疗。随着许多重要生命过程的调节机理以及病理变化因素,特别是体内神经介质、酶、受体等在生命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被逐步阐明,调节体内某些过程用以控制疾病的发展或纠正病理变化已经成为新药研究追求的主要方向。近年来国际上在新药设计上的一些趋势分别是:
(1)酶抑制剂的研究。
许多药物能与酶结合,改变了酶的特性,使之不能再起类似的催化,从而干扰了有关的生化反应,产生了药物的效应。例如毒扁豆碱或新斯的明用以治疗重症肌无力,青霉素或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干扰了细菌的羧肽酶和转肽酶,使细菌不能合成细胞壁,从而导致细菌的死亡等。近年来揭示了大量酶反应的历程细节,也阐明了一些酶的三维结构。据此有可能设计具有一定目标的新药物。其中受人注目的有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抑制剂及肾素抑制剂和3-羟基-3-甲基-戊二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等。
生物体内有着众多的酶系,随着对一些在生理上至关重要的内源性物质功能的认识,各系统的酶的抑制剂将不断问世。
(2)受体拮抗剂。
受体是一种特异性大分子。内源性的激素或神经递质,在极低浓度就能和有关受体相互作用,生成可逆性复合物,启动功能性变化,如开启离子通道或激活有关的酶,最终导致生理变化。药物作用在同一受体,若产生类似的生物效应则称为激活剂,若与受体结合,但并不随着产生生理作用,却阻碍了激素,递质等物质与受体结合则称拮抗剂或阻断剂。许多药物是受体的拮抗剂。大多数受体是嵌入于细胞膜的脂蛋白或糖蛋白,其结构较酶更为复杂,除了少数受体的结构已经深入研究外,大多数受体的结构还不甚明了。往往只能通过一系列激动剂和拮抗剂,以间接推测受体和药物结合的方式。由于受体蛋白长长的肽链很易缠卷,常有一个或几个低自由能的构象存在,互变的能障也低,因此可以存在几种不同的亚型。例如肾上腺素的受体有α-型和β-型,而α-型又可分为α-1及α-2,β-型也可分为β-1及β-2,多巴胺受体可区分为DA1和DA2型。药物结构有所改变时,与不同构象的受体亚型的亲和力可发生变化,若所成复合物能量愈低则愈稳定。药物结合在不同受体亚型可产生不同效应,合理性药物设计在于寻找特异性强,专一地作用于某一亚型的药物。
如上所述,随着人们对各种受体结构,功能的逐步了解,今后有可能设计各种具有不同专一性功能的药物。
(3)已知药物的结构改造。
在新药发现中,药物化学的主要作用有二:一是发现先导化合物,该过程可以是广筛的结果,也可是合理设计的结果;二是根据先导化合物,进一步优化,即化学结构的修饰、简化,获得实用的药物。最近几年,国际上每年约创制新药60个左右,而真正导向研究而获得全新结构的并不多,大部分均属于现有药物的结构改造。当一个有效药物问世后,往往就其基本结构作各种改变,从而进一步提高疗效,改进副作用。此外亦可避开其专利权而开发具有相似功效的新化合物。如巯甲脯氨酸(Captopril)的成功,导致了ACE抑制剂研究的高潮。人们发现Captopril分子中的巯基与其副作用——过敏性皮疹、味觉障碍、半衰期短——有关。由此Merck药厂开发了新药苯酯丙脯酸(Enalapril),其疗效优于Captopril。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新药特别受到重视,如氟哌酸(Norfloxacin)的问世,导致了氟化喹酮酸抗菌药物研究的高潮,据统计1991年喹酮酸类抗菌药物的年销售额超过13亿美元,是抗菌药物中年增长率最高的一类。有人将氟代喹酸类药物的开发称之为抗菌药物的第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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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药研发热情高涨但现状不容乐观
“目前国内新药研发热情高涨,人员众多,需求紧迫,市场广阔加上政府的重视,可以说是机遇频生,但现状并不乐观。”在第四届中国国际生物医药发展峰会上,这样的观点很具代表性。
新药难找,仿药难仿
“现有的研发模式和流程越来越难以发现新药了。
在现有生命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筛选,几乎所有已知的生物化学分子反应和生化酶反应都被制药工业开发了。”美国FDA资深审查官和临床药理学家JohnDuan表示。
新药产出率降低,研发成本不断上升,临床时间过长,上市过程太慢……这些关于药物创新的老生常谈依然存在,并且由于本身的基础薄弱,积累匮乏,国内生物药发展的可持续性困难重重。
近年来,生物医药产业一直以高于总体医药工业的速度增长,但国内生物药技术依然与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生物医药企业的规模相比化学药企业也小了许多。而国内化学药一直在走的“meto(仿制)-mebetter(更好的仿制)-menew(创新)”路线,这对于生物药来说也并不容易。原因在于,生物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难以确定。
实际上,化学药和生物药之间的生产过程差异很大。化学药属于简单的小分子化合物,通过控制化学配方,可以轻易生产出结构相似的产品,同时,通过实验室试验就可以确认仿制药是否与原始专利产品具有相同的功效。但生物药的情形完全不同,一个微小基团的差异就会导致大相径庭的功效。因此,无论在美国或是中国,生物仿制药想要获得监管部门的审批都是非常困难的。而如果以大规模临床试验证明其具有生物等效性,则费用和时间花费是相当可观的。
上海生物芯片公司高级副总裁金刚分析说,生物制药本身已经是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仿制药没有专利保护,花了大力气去做临床试验,结果市场没有保护,很容易被其他竞争者复制,利润迅速降低。因此在美国,没有专利的药是没有风投愿意接受的。即使有完整的专利保护,专利技术与可以上市的产品之间仍有很长的路,甚至许多专利本身并不具备上市的可能性或者目标市场过小,没有上市的意义。也就是说,开发的产品不仅要具有生物成药性,还要有完整的专利保护。
资金与技术不完全对接
回国一年多,免疫学、医学博士张磊发现一些让他很困惑的现象:国内做研发的机构及一些生物公司穷得叮当响,研发及成果转化很困难;与此同时,投资公司却因投资周期过长、看不到明确前景、找不到下家等原因不敢轻易注资。
实际上,由于医药行业的高成长性,有不少资金围着医药打转,但据了解,国内生物医药所吸引的资金仅占整个医药融资5%左右的份额。另外,一般的财务投资多是希望短时间内就能见到效益,而一个药品要上市则是一项需要长时间才能见到成果的,即使上了市,后续的风险依然存在。相对而言,战略投资更注重长期效益,可以花数年进行融资并帮助企业做战略规划、管理优化等。
百奥维达中国基金合伙人李毅表示,医药行业的投资机会还是很多的,作为专业投资公司,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拥有突破性平台技术或巨大市场的早期企业,即使这些企业非常小或需要比较长的投资回报时间,只要企业具备高效合作的管理团队、自主的产品、显著的竞争优势、明确的市场机会和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等特点,投资公司是愿意接受的。
能够达到上述标准的国内企业并不太多。另外,由于上下游依存链没有建立,国内很多企业只是单纯以研发为主导,再进行项目的转让,缺乏长远战略定位和市场考量。
“中国其实不缺乏生物研发人才,但没有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也没有形成风投市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潜力大,但模式不清。”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评价。
寻找生物药火种
中美冠科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裁张发明认为,从前我们的研发模式是拿着个放大镜在一堆柴草里寻找一根可以治病的针,现在我们需要放一把火,把不需要的柴草烧掉,那么留下的就是针。在新药研发中,生物标记物就是这根可以烧稻草的火柴。
所谓生物标记物,就是通过基因组学和肿瘤组学知识进行研究,找到那些可供客观测定和评价的一个普通生理或病理或治疗过程中的某种特征性的生化指标,通过它可以获知机体当前所处的生物学过程中的进程。
实际上,这是一种研发思路的转变。JohnDuan表示,常规的新药研究方法是先进行基础研究,再从大量的化合物样品库中发现有药理活性的化合物,然后进行化学结构优化和设计、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等步骤。通常从1万个化合物中筛选出有药理活性的化合物不到1个,能够到达临床试验的更少。现在可以转变为从疾病研究开始,研究疾病的本身原理,弄清楚最具有影响力的区域,针对其进行具有靶向性的研究和筛眩“更好的靶向鉴定能力不仅可以提高先导化合物的筛选效率,也可以在早期临床研究阶段对药物有效性进行更精确的判断。
“在选择项目时要有眼光,要清楚研发产品是否拥有足够规模的市场,这类药物淘汰的周期是多长时间,可别学会了屠龙术,结果根本找不到龙。”与会人士形容说。
有机构预测,至201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七大医药市场,中国国民在健康领域的需求具有巨大的增长力。生物医药由于具有特异性强、准确率高等特点,能进行研究的领域还很多。只是中国的生物医药仍处于产业初级阶段,需要很长的时间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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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开发遭遇费用考验
目前,要开发成功一种新药,往往其费用的75%以上消耗在前期研究的失败和挫折中。在化合物被作为候选药物进入临床前开发之后,仍有99%的淘汰率。这对于向来重视创新的制药工业而言是一个警告:无谓的代价实在太大。在今后10年,将采取基因融入人类染色体特定序列等新的策略来开发新药,则更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复杂性,失败率无疑还 会上升。
据美国LehmannBrothers估计,至2005年研究一种新药并成功上市,其开发成本将飚升至 16亿美元(上世纪末为5亿美元左右),而且这种趋势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发达国家(如美国)政府较以往更加 关注制药工业的产出,而保守的法规则严重影响了药物的审批速度,新药研究开发产出率下降。加之许多高销售额的重量级产品专利行将到期,如全球性咨询公司———Ernst&Young的数据显示,有价值1000亿美元的药品将在 2004年专利期满,这将使形势更加严峻。
近年来制药公司力图从现有产品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不得不对市场进行整合,但这只能取得经济的短期增长,不能解决潜在的根本问题———没有新药,企业就没有发展后劲。兼并重组产生了一个官僚主义怪物,合并后的大公司加快新药进入市场的努力事实上变成了草率行事,而非真正讲究速度和实效。虽然,近年来在药物研究开发过程中一些新兴学科和技术相继出现,例如组合化学、蛋白质学、基因学等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药物研究开发却并没有从中获益,同步发展。
生物利用度决定开发成败
新药开发失败的比例如此之高自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安全性和疗效,而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就是生物利用度。因为生物利用度相关性质决定一种药物在血液和受体位置可能达到的浓度。正常情况下,应当使药物与目标部位相互间产生最佳的化学作用,如果生物利用度性质有问题,必然会限制药物的效果,并产生副作用。
药政当局清楚药物生物利用度(有时指药物动力学)性质的重要意义,因此规定,在新药开发时必须对药物动力学(Pk)和药物效果(药效学,Pd)间的关系作具体研究,Pk/Pd关系是新药申报的基础。事实上,新药研究向来十分重视Pd结果,特别是药物与生理目标间的相互作用。而Pk性质一直被视为次于Pd性质。研究人员常会以牺牲 Pk性质为代价去求得Pd结果的细微改善;关注市场的人员偏好给药方便的片剂、胶囊剂型,而许多药物口服给药的P k性质并不理想。如有55%的新药水溶性差,另外还有许多药物的肠道渗透性不佳。
为规避组合化学化合物数据库的专利问题,常需合成结构较为复杂的化合物,由此得到的化合物在体内多会经由肝-肠代谢排泄,给生物利用度带来更多变数,且增加了与其它药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总之,生物利用度问题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候选药物应具可开发性
生物利用度的重要性既然已被人们所认识,一些学者提出:候选药物的“可开发性”应该从整体考虑,在选择一个化合物作全面开发前,其Pk或生物利用度性质应当受到充分重视。但是其主要障碍是人体Pk性质筛选相当困难。
有许多技术可用于筛选研究,包括计算机芯片(insilico)、体外 (实验室)和动物模型。虽然某些方法适合于高通量筛选(HTS),但预测结果都不很可靠,必须仔细处理。例如人和动物体生物利用度之间的关系可信度差,假阳性的可能性很大,出现假阴性时后果更糟,预测往往模棱两可。产生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究竟是什么因素在控制人体对药物的吸收知之甚少。目前有一些新技术被用于评估影响胃肠道不同部位吸收的因素。一些制药公司和给药(制剂)技术公司已开始进行人体的药物吸收研究,以开拓更为可靠的途径,找到具较复杂的药物动力学性质的药物。这类研究是药物开发的创新之举,因为它能提供多种机理,以对一种候选药物所具生物利用度性质能否使其开发成功做出有依据的判断。
研究人员力图找到正确、快捷的方式,安全而符合伦理道德地获得人体生物利用度性质数据。分析技术的进步已使采用极低剂量进行Pk研究成为可能:应用人体微剂量给药或弹夹式给药技术,使一种或由多种新药组成的“鸡尾酒 ”达到最佳化。将微剂量给药或弹夹式给药与人体内的药物吸收研究相结合,不仅可能获得人体生物利用度数据,而且可 了解化合物的性质,预测它的开发前景。这一途径可允许有更多化合物在被选定作为候选药物前进行人体筛选。2002年 6月欧洲药物评价委员会(E鄄MEA)就低剂量人体临床筛选发布了一份意见书,一旦法规框架确立,此类研究将被广泛应用。总之,人体吸收研究提供了一种以Pk性质为基础决定化合物是否可作为候选药物进一步开发的手段,它将成为 早期临床开发研究的常规部分。
在Pk性质的基础上选定候选药物,及早淘汰没有前途的化合物,有望提高新药研究的成功率,显著降低开发成本。(郑莹)
来源:产经网-中国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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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类都搞不定,从不敢想1类;先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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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药中寻找先导化合物的方法(写于2003年)
过去的100年里,药物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面貌,但在新世纪也面对不少挑战。首先,全球药物研发费用由1990年的200亿美元增至2000年的500亿美元,而过去20年内每年上市的药物并没有增多(1)。其次,目前估计疾病的药物靶点约有2000-5000个,其中有上市药物的靶点约500个(2)。由于每年针对新靶点的上市新药屈指可数,可能需要上千年才能完成蛋白组水平上的药物创新。因此,提高药物发现的效率并降低成本是迫在眉睫的。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临床经验的积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从中药中寻找先导化合物,也许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筛选药物先导化合物的两种方法:
寻找先导化合物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以能否影响药物靶点功能为指标,即活性筛选,二是以能否与药物靶点结合为指标,可称为亲和筛选。
活性筛选可以利用96孔以上的酶标板,大量检测化合物库,称为高通量筛选。这是目前筛选新药的主要手段,已经发现了一些先导化合物,其中STI-571已经上市(诺华公司)。目前高通量筛选已经发展到超高通量,反应体系从200ul降至200nl,甚至更少,单分子检测技术已经用于高通量筛选(3)。我们寻找的是有功能的化合物,所以活性筛选是筛选药物的基本方法。但应用这种方法于中药筛选上有两个困难:一是国外筛选的化合物一般是结构清楚的单体和几个单体组成的混合物,它们对于筛选模型的影响甚小。而中药提取物是由成千上万个结构不明的化合物组成,它们对于筛选模型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如对酶活性的影响可能是影响了酶,或影响了底物,或影响了缓冲液,或干扰了检测体系。二是即使有了明确的阳性结果,从成千上万个化合物中把起作用的成分分离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亲和筛选分为两种(4),一种是修饰药物靶点,使之能固定在载体上,即亲和层析。修饰方式分为共价与非共价两种,共价修饰使靶点与载体成为一个分子,对靶点的构象影响较大,而构象是亲和的基础,所以多采用非共价修饰。生物素--链霉亲和素体系经常被亲和筛选选用,使用这种方法能够从大量提取物中找到有亲和力的分子,但缺陷是:1,对于部分靶点,标记后会改变构象,如生物素标记的碱性磷酸酶的活性下降了70%。2,药物靶点与载体的结合可能会掩盖部分集团,使得该集团失去与筛选化合物结合的机会,造成假阴性。3,化合物识别的不只是靶点,而是链霉亲和素-生物素-靶点或链霉亲和素-融合蛋白复合物,容易产生假阳性。北大化学学院用这种方法已经得到了几个先导化合物(5)。
亲和筛选的另一种方法是不修饰靶点,在靶点溶液中加入多个化合物(如中药提取物),温浴后经超滤或凝胶过滤把形成的靶点-化合物复合物与未结合的化合物分开,然后使靶点变性,将结合的化合物游离出来,由液质联用或亲和质谱鉴定Devil,也可以再经超滤或凝胶过滤分离,回收化合物,鉴定、测活。使靶点变性的方法有化学的,如改变pH、加变性剂,或物理的,如温度、超声波、剧烈搅拌等,可根据不同靶点选用。这种方法的缺点是:1,对靶点蛋白的纯度要求较高。2,超滤或凝胶过滤过程中,亲和力弱的化合物会与靶点蛋白分离。
一个酶在一个细胞内可以有几个、几十个同源类似物,在机体内可以有上百个,所以得到一个酶的抑制剂不难,但得到其特异性的抑制剂却很难。同组酶的活性集团有共同的结构,所以一个特异性抑制剂除了能与酶的活性集团结合外,还要能与非活性集团结合。活性筛选不能判断一个小分子能否与酶的非活性集团结合,这时候亲和筛选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对中药筛选而言,理想中的筛选方法是既能把方剂中的有效成分分离出来,又能把有效成分作用的靶蛋白或靶基因分离出来。这是一个相互钓取的过程,只有亲和方法才能做到这点。
活性筛选是筛选药物的基本方法,而亲和筛选在筛选中药上有独特的优势。从中药中寻找药物先导化合物的方法应该是两者的结合。
二、筛选药物的新技术:
技术进步使核磁共振、X射线晶体衍射既能确定结构,又能筛选药物。
一维核磁共振可以确定化合物能否与蛋白质结合(7):
二维核磁共振既能确定化合物能否与蛋白质结合,又能够优化结构:在两个弱结合力小分子的基础上得到一个高结合力的分子。
目前,X线衍射能够从6-8个化合物中确定能否与蛋白质结合Musical Note。核磁共振和X射线晶体衍射已经用于化合物库的筛选,尚有难度用于更为复杂的中药提取物筛选。而且核磁共振和X射线晶体衍射仅能确定能否结合,不能把结合的分子分离出来,所以尚不能用于中药的初筛。寻找先导化合物的目的是为下一步的结构优化提供素材,结构优化需要对先导化合物与其靶点的复合物构象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在药物筛选过程中尽可能早的使用核磁共振或X射线晶体衍射将会加快筛选的进程。
结语:目前我们的药物创新能力还很低,从传统中医药入手,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技术,也许能使我们尽快赶上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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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疾病:
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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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伟大的新药研发,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那就是“诚信”,没有这个做基础其他一切免谈。我的硕士研究生阶段是在某省的药物研究所,其主要做天然药物研发,大家也都知道领导一般重效果轻安全,但其实后者较前者更重要。那就要求课题负责人做到“外圆内方”,违背原则的事一定不能做,造假数据那就更要不得了,同时摆平领导也很重要(你的领导要是干过专业的那就算好运气),我个人认为以上所说给新药研发制订了很高的道德门槛。
2.技术门槛,这里不多谈,因为没有两把刷子不会干这行的。其中包括对相关政策的熟悉很重要,当然也可找专干这行的公司做,但那是下策。
3.一个优秀、近乎完美的团队(做到各司其职,物尽所用),好的团队的头很重要,这里不仅仅指专业。打个比喻,要做新药研发中的“马云”,有想法,顶得住压力,个人魅力足。
4.好的研发思路,我国几千年的医药遗产不可小视,我做的硕士课题就是从我国的一个少数名族用药中提取的有效成分,现在通过不懈努力已经做完了临床前研究,正在申请上临床。上学期间参加过一个我国青年科学家论坛,使我受益匪浅,尤其在研发思路上。举例,冷门领域往往是大家意想不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一个教授讲了他在真菌活性成分尤其是珍惜菌类的探索性研究,这方面不要说我国是个空白,就是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西安交大的一位教授做的同样令我影印象深刻,我觉得他是把中医中的对药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不得不佩服。还有一个例子是三氧化二砷对抗白血病,三氧化二砷是中药**的主要成分,感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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