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进展缓慢 专家认为政府部门主导不够

　编者按

　　不久前，广州市志愿者给当地城管委送去了一只挂钟，寓意“时光流逝，垃圾分类不能再拖。”某种程度上，人们送去的是一种期待，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加快步伐。事实上，从2000年起，北京、广州等8个城市就开始试点垃圾分类推广工作，但10年已过，垃圾分类成效甚微，绝大部分试点的分类垃圾箱形同虚设，分类工作有名无实。

　　难道垃圾处置工作真的很难突破吗？但是，偏居一隅的广西横县却提供了成功的垃圾分类样本，那么，其他城市垃圾分类进展缓慢到底是公众不配合占的比例大，还是政府有关部门消极应对该承担的责任多？作为公共事务，政府毫无疑问对垃圾分类工作起主导作用，但是，这个主导作用发挥得如何？政府有关部门好好地履行责任了吗？本报为此做详细阐述。

　　垃圾难分类责 真在公众？

　　导读:

　　最近，某市城管委负责垃圾分类的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垃圾分类推广工作最大的瓶颈是“很多人并不能像自己说的那样去执行。”曾经有一项民间调查显示，90％的公众支持垃圾分类，但也有90％的人不会分类或者懒得分类。

　　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但“分类意识差”、“不会分类”以及“懒得分类”等是否完全是公众责任？

　　是公众意识差 还是推动力度弱？

　　为了提高公众分类意识，日本进行了10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讲，月月讲，还通过学校环境教育，这才有今天的局面。一个社区新入住的居民，一般在第一天就会收到有关垃圾分类的说明和扔垃圾时间表，上面还有中、日、韩、英四种文字说明和彩色漫画图示。

　　而我国的相关宣传工作是否到位？从全国范围来说，政府关于垃圾分类的公益宣传力度有多大？即便是从2000年开始实行分类试点的8个城市，相关宣传与培训工作也仅仅限于这些试点城市中的部分试点区域，而相关调查显示，这些试点小区或单位的宣传效果也只是浮于表面，且断断续续。学校环境教育，至今仍是初级阶段。

　　广西横县并未列入2000年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但如今却成了垃圾分类“样板”(见本报6月16日3版)。横县通过国际合作项目，对当地居民进行分批培训。培训工作开展后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居民同意自行分类后再处理垃圾，参与率达到98％，支持率达到87％”。

　　是百姓不会分 还是宣传不到位？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中对“可回收物”的定义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价值，有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处理渠道，能够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生活垃圾”。

　　这个定义是概念性的，而居民需要知道具体废弃物品名称与规格，才能真正把“可回收物”分出来。

　　相对而言，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严格而细致，包括资源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危险垃圾、塑料垃圾、金属垃圾和粗大垃圾等。和日本类似，瑞典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也很完善。日常餐桌垃圾包括食品包装，塑料和纸包装的可以回收，有血有油的包装大都直接扔到垃圾袋里，用于焚烧。信封不能归入纸类回收，因为有胶水，必须放在可燃类别里。

　　垃圾分类工作和具体的工程不一样，需要政府持续长期的投入。专家认为，分类投入首在宣传、教育，甚至设立相应考试，而国际上分类做得比较好的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甚至将垃圾分类和处理的考试与交通考试相提并论。

　　北京市某区城管部门官员表示，如果将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加大到与此前“计划生育”的宣传水平，居民怎会对此一知半解？

　　是居民懒得分 还是有关部门该做的没做好？

　　今年4月23日，广州番禹垃圾分类志愿者巴索和“樱桃白”把自行收集的家庭有害垃圾拖到广州市城管委，然而半个月之后，这些垃圾仍在原地。城管委对此答复:已经发函给环保局，但尚未接到回函。这些有害垃圾是“从生活垃圾中分类回收后”的产物，按照有关规定，应该“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但问题是，对从生活垃圾中分类出来的有害垃圾，广州市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不单单是有害垃圾。北京市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近10年来，居民分类后又混装混运混合处理的问题始终未解，相应的末端处置体系仍未能匹配分类处理需要。居民响应政府号召进行了分类，又眼睁睁看着分类好的垃圾被混合到一起，那么分类意义何在？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是响亮的宣传标语，然而各地政府是否能“从我做起”？

　　“如果你让我做垃圾分类，那么政府必须先把我屋后那些陈年的垃圾处理掉，如果你连这些都无法处理，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做好垃圾分类？”这是横县最初推广分类工作时，西街和马鞍街的居民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当地环卫站马上不声不响地把陈年垃圾清理了。政府能先作为才能取信于民，后期分类工作自然得到居民支持。

　　“居民做好了他们该做的，政府也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这是横县政府成功推行垃圾分类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