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者认为哈佛发明脑死亡最大目的是器官移植

核心提示：他们会排尿、会得心脏病、会生褥疮、会感觉疼痛，甚至能够生下小孩。被判定脑死亡的器官捐献者又被称为“有心跳的尸体”，关于它们，有很多外人所不知的秘密，也许会让你重新认识器官移植产业。



医生正在为心脏移植手术做准备。在越来越多的批评者看来，哈佛委员会发明脑死亡的最大目的是为了解放人体器官用于移植。

他们会排尿、会得心脏病、会生褥疮、会感觉疼痛，甚至能够生下小孩。被判定脑死亡的器官捐献者又被称为“有心跳的尸体”，关于它们，有很多外人所不知的秘密，也许会让你重新认识器官移植产业。

今天，器官移植是年产值200亿美元的庞大产业。每年仅仅免疫抑制药物的花费就超过10亿美元。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外科医生位于医生食物链的顶端，年收入约40万美元。医院还可收取佣金，美其名曰“管理费用”。唯一没有从中获利的人恰恰是最为重要的器官捐献者及其的家人。

1968年，13人聚集在哈佛医学院彻底颠覆了过去5000多年来对死亡的认知。在3个月的时间里，哈佛委员会（全称：哈佛医学院研究脑死亡定义特别委员会）制定出一套简单的标准，使得今天的医生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宣布一个人的死亡。其中涉及了大量的医学术语，但最终，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将生物学的争论变成了哲学争论。没过几年，大多数医学机构都已经接受死亡并不是由心脏无法跳动、肺部无法呼吸所界定的。不，当你失去人格时，就被判定死亡。

但是，在讨论用哲学替代科学对于真正的患者到底意味着什么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哈佛学者们认为显示一个人的大脑“永远失去功能”的标准是什么。

1无感受并无反应。按照委员会的标准：“即使最剧烈的疼痛刺激也不会引起声音或其他反应，甚至不会发出呻吟，肢体无退缩，呼吸不会加快。”

2无运动或自主呼吸（呼吸器协助不包括在内）。医生必须观察病人至少一个小时，确保他们没有自动肌肉运动，或自主呼吸。为了测试后一项，医生必须关闭呼吸器3分钟，看病人是否尝试自己呼吸。

3无反射。为寻找反射，医生用灯光照射眼部，确保无瞳孔放大。测试肌肉。将冰水灌进耳朵。

4脑电图平直。医生将对患者进行脑电图扫描。确保病人的脑电波为直线。

哈佛委员会称，上述全部测试必须在至少24小时后重复，确保结果没有任何变化。但它补充了两个注意事项：体温过低和药品中毒都可能出现模拟脑死亡。自1968年来，导致模拟脑死亡的状况不断增加。

虽然哈佛的标准建立在0病患基础上，没有经过任何的人体或动物测试，它们依然很快成为美国多个州宣布病人死亡的标准。1981年，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批准了《死亡法统一定义》（U D D A ）。这一定义基于哈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那篇4页长的界定死亡的文章在短短13年内被全美50个州法律化实在令人吃惊。

正如我们的祖先曾认为心脏是灵魂居所一样，今天的医学界则认为脑是人性的关键，一个正常工作的脑对于我们所谓的人格至关重要。加州大学的小儿神经科医师D·阿兰·休蒙曾经支持脑死亡定义，现在改变了想法。他说，对于死亡判定，最科学的方法就是将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等同视之。应该从生物学的角度判断一个人是活着还是死了，而不是依据一些模糊的人格定义。在判定其他物种死亡时，没有什么抽象的“松鼠性”或是“大猩猩格”。

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需要人格和脑死亡这样的概念？虽然人们为哈佛的界定死亡标准的清晰化合理化做出了英勇的努力，但死亡定义依然晦涩、令人疑惑、甚至相互矛盾。如果真像一位支持者所说，脑死亡标准描绘的（死亡）状况和心肺（死亡）标准一样，那么何必多此一举？更加难以理解的是，宣布心肺死亡的工具是现成的，而判定脑死亡的工具却明显缺乏。

休蒙收集了150个已经判定脑死亡但心脏还在继续跳动的案例，他们的身体没有分解，至少支撑了1周时间。有一个惊人的案例，病人在被宣布脑死亡后活了20年，最终死于心脏病。

脑死亡支持者一直坚持说，任何符合他们标准的人都将很快瓦解，迅速符合心肺死亡标准。然而，休蒙收集的大量证据显示，脑死亡病人依然展现出的众多生命迹象：

1细胞垃圾继续被清除、解毒、循环。

2体温得以保持，虽然稍低于正常人温度，需要毯子帮助保温。

3伤口愈合。

4身体自动抗击感染。

5感染导致发烧。

6器官和组织继续工作。

7脑死亡的女性可孕育胚胎。

8脑死亡的孩子性发育成熟，身体继续生长。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哈佛特别委员会将时间往回拨，给死亡制定一个更低的标准？在越来越多的批评者看来，这个委员会的最大目的是为了解放人体器官用于移植。

到上世纪60年代，感谢科技进步，器官移植———曾经只是科幻题材———成为现实。但是要使得这一做法合法化、符合道德标准，必须制定一个新的死亡定义，一个可以摘取健康器官用于移植的死亡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