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饶毅再联手 炮轰中国科研基金分配

施一公、饶毅两位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炮轰”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这篇“檄文”，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


　　北大清华教授“炮轰”科研基金分配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以“檄文”方式炮轰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


　　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因施一公、饶毅两位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炮轰”，又成焦点。


　　两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也是该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饶毅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是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


　　这篇“檄文”，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对中国的科研起到应有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更为致命的是，尽管中国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经常嘲讽这种基金分配体制，但多数科研人员又选择了接受它：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官员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两位学者缘何选择在这个时机发表此文？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又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系教授、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小凡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两位教授“炮轰”的原因恰恰在于，二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不愿意让科研时间荒废在无谓的人际交往中。


　　王小凡透露，这篇社论，已于近日由有关部门递给中央高层领导，相关批示，也已经下达给了科技部等有关部门。


　　科学界不少人士对施一公“零容忍拉关系搞科研”的态度都有耳闻：曾有从海外归来、加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年轻教授问施一公，在中国，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每周应当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施一公的回复是“一分钟都不需要”。


　　当时，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加盟清华大学的施一公认为，年轻科研人员在中国，一定是可以靠实力崛起的。不过，两年过去，施一公当初的设想明显过于简单。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名年轻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作为一个底层科研人员，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这个圈子这么小，人家掌握着钱，你要是不听话，你的经费就等着被掐掉吧。”这名科研人员称。


　　类此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乱象，近十年来，屡被提及。王小凡告诉本刊，十年来，科技部为扭转科研基金申请私人关系重于优胜劣汰的现象，亦做了不少努力，现在问题不能说是扩大了，但依旧还存在。


　　对于本刊记者的疑问，饶毅通过邮件提供了他的解决方案：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应当从传统人治体制，转向竞争优胜体制。


　　这几乎与此前历次争论所得结论并无二致，但改革却是方向明晰，脚步驻足不前。正如《科学》杂志这篇社论所述：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者，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行政人员主导分配过程


　　本刊记者了解到，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来源有两大块：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二是科技部的“973”、“863”等项目。尽管同属国家科研基金来源，二者却在申请、评审的道路上大相径庭。


　　对基金委的经费分配，多数科研人员意见并不大。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向本刊表示，基金委员会采用依靠专家、同行评议的方法来决定项目取舍，行政干预较少，在科技界的声誉较高。


　　王小凡也说，基金委支持的项目，多为自由探索性项目，很少有立项环节，也就相应更加公开透明，甚至能做到引入海外科学家进行项目评审。


　　“科学具有不可预见性，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可能出不了成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项目，却可能成为重大突破，所以，我们更应当让科研自由竞争。”王小凡说。


　　尽管程序相对而言更加严格规范，但基金委的资金，其实只占整个科研基金的小头。相比科技部动辄几千万、上亿的经费，基金委的资金只能说是“小意思”。


　　引燃矛盾的是《2006年～2020年科技发展中长期计划》的公布。饶毅介绍，中长期计划会选出10～20个大课题，每个课题将给予最高达100亿元的经费资助。这一资助额度即使在国际上，都堪称巨资，仅一个课题就可能“超过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的总额、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成立迄今18年的总经费 ”。


　　真正令学界难以接受的正是这些大课题：课题的提出，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开了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过场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员掌握。


　　为此，早在2004年，饶毅等11名学者就联名给政府高层写信，质疑生物大科学项目：大型的生物医学计划科研项目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阻碍了良性竞争，扼杀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也严重妨碍了人才培养。


　　施一公也在此次11名学者之列。他指出，“大科学”项目有三大坏处：阻碍良性竞争；重复建设的项目很多；用固定的方式做试验会抑制人才的创造力。


　　信中还呼吁，国家应当积极鼓励一大批小实验室公平竞争科研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因为几乎所有这些重大发现都不是在事先预测和计划的科研项目中取得的。


　　“官学勾结”


　　饶毅介绍，科研基金立项方面，主要的模式，还是由上而下出项目选题，部委每过几年，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行政人员为主导想出来的。


　　很明显，能“搞定”官员和行政人员，便能得到一份对自己有利的立项以及申请指南。高抒称，限于中国体制，研究员如果弄不到项目，自己的生活都会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他们干什么？”


　　而在项目的评审方面，问题则更大。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人员向本刊指出了这种模式的弊端：只要把专家或评委的人，安排到项目中去，就会得到他们的投票，再等重大科学项目通过后，将具体的项目分给其嫡传弟子和好友。


　　高抒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现在有的研究员，一年中花费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拉关系，申项目，一些教授的科研基金就是靠与个别官员和科学家拉关系得来的。


　　施一公就曾被其他研究机构的人试图“搞定”。一次项目评审时，他周六下午刚接到通知，结果周日上午手机里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



　　
　　在当天的日记中，周振鹤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我一点也不怀疑该项目申请人的态度是真诚的，但当他在跟我通话时，我仿佛感到自己像是被剥了衣服，放在手术台上让申请人做解剖一样。”


　　施一公将这种状况称为“官学勾结”：有关部门的司局，既管项目、经费，又负责组织专家评审、验收；握有实权的司长、处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评审组的组长人选，就可以决定这个项目怎么执行；而一些“大款科学家”，被指定当组长后，控制的项目经费少则几千万、一两亿元，多则几个亿、几十亿。两者心领神会、默契配合、相互支持，结成共存共荣、难以打破的利益共同体，害莫大焉！


　　饶毅曾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作过一次调查，调查发现，这个研究所平均每位研究员有7个项目，经费时间为两到三年。而同样的数据，在美国则是每位研究员两到三个项目，经费时间四至五年。


　　“结果是，国内的科研人员实际上花了很多精力在经费申请和项目汇报上，反而无法集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 科研。”饶毅说。而据王小凡调查发现，国内部分科研“大牛”，真正花在做科研上的时间，实际上不到他总时间的三分之一。


　　需建立事后评估制度


　　　　而在施一公和饶毅的文章里，也将近期作为打破中国科研基金管理各种潜规则的时机：（以后）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