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禾下乘凉，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我们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渴望获得有关它的种种答案。

近日，当83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宣布“争取在90岁前实现超级杂交水稻亩产1000公斤”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位耄耋老人的豪情满怀，也有幸福流溢。是什么成就了他的幸福？记者带着“幸福之问”走近袁隆平，听他谈事业、论功名、说健康。

袁隆平用自己的经历诠释“幸福”，而这位年过八旬老人的“幸福观”，也应该成为我们关照自己人生的一面镜子。

“告诉你们，我已经戒烟13天了。”刚一见面，袁隆平便主动 “爆料”，言毕，笑声朗朗。

专访是在袁隆平办公室那幅很有名的杂交水稻照片下进行的。不出所料，他那悠长的湖南口音所道出的每个关于 “幸福之问”的答案，几乎都离不开他挚爱一生的杂交水稻。他一再重复，让更多人远离饥饿，是他的梦想，更是他幸福的源泉。

梦见禾下乘凉，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解放周末：问您一个当下流行的话题，您幸福吗？

袁隆平：呵呵！当然幸福！我感到这辈子没有白活！

解放周末：您怎么理解 “幸福”？

袁隆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幸福感也来自很多层面，而我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来自于我所从事的杂交水稻事业。能为社会、为人民做一点好事，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解放周末：什么时候您感到最幸福？

袁隆平：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一串串葡萄那么饱满，籽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和大家一起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那个梦真是太美了。梦见禾下乘凉，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候。这个梦我做过两次呢。（大笑）

解放周末：您做梦所想的都是杂交水稻。

袁隆平：睡不着的时候想的也是杂交水稻啊。像我们的超级稻攻关亩产900公斤的时候，接受验收那晚，我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凌晨一点，当验收组宣布我们的水稻突破亩产900公斤时，我一下子觉得非常幸福、特别幸福！ （大笑）

就在袁隆平接受我们独家专访的前几天，浙江的超级稻试验田传来了好消息——超级稻亩产达到了960公斤 。袁隆平对此并不满足：“这还不算突破，1000公斤才是下一个要攻关的新目标。我在‘80后’实现了超级稻亩产900公斤，再过两三年，我要争取在‘90前’实现1000公斤的目标！ ”

人们都说，容易满足的人更接近幸福。而袁隆平却是个永不满足、不断与幸福“较劲”的人。

1996年，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要是超级杂交稻研究成功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

2000年，超级杂交水稻实现了示范片亩产700公斤的第一期目标，他对身边的学生说：“要是第二期亩产目标800公斤实现了，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

等到2004年，第二期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实现时，他又为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

在对超级稻的研究上，袁隆平始终“不知足”：“科学技术的发展无止境，人的幸福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应该无止境，满足了，就没有进步了”。

他一再对记者说，“科学上有新发现，技术上有新发明，是我们搞科技的人最幸福的事”。当然，他也最能体会，没有一种新发明可以凭空而来，也没有一种幸福是不经付出便可收获的。

1961年，还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当教师的袁隆平在田里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子，它结出的稻穗特别饱满。这株后来被确认为是天然杂交稻的稻子，好像一颗神奇的“种子”，在袁隆平心里生了根。

受天然杂交水稻的启发，为了寻求人工培育杂交水稻的途径，袁隆平头顶烈日，赤脚泡在稻田的水中，手拿放大镜，一垅一垅、一穗一穗地寻找，楞是在14万株稻穗中，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

时不我待。为了早点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二儿子出生才三天，袁隆平就离家去了海南。连续7个冬天，他都像候鸟一样赶到位于三亚的实验田里忙着做研究。那些年的除夕，陪伴他的总是稻田。

比起这些辛苦，更让人难捱的，是不被理解。

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痴迷，一度被一些人视为“不务正业”。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曾眼见着60多个养育着秧苗的瓶瓶罐罐被人砸得稀烂，自己辛勤耕种的试验田一夜之间被践踏得狼藉一片。心痛，心碎。

可这苦与难，对于心中装着目标的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只要认定了方向，上了这条船，你就要划到彼岸去，决不走回头路。即使有挫折，有失败，也不能轻易放弃”。

43岁那年，袁隆平与助手终于成功培育出了三系杂交水稻，水稻的产量潜力由亩产3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以上。举世震惊。

谁能想到，正是当年植入袁隆平心里的那颗神奇 “种子”，开启了世界粮食生产的新纪元。

有的人觉得钱越多越幸福，我觉得那未免太庸俗了

解放周末：以您名字命名的 “隆平高科”上市后，曾有权威机构评估您的身家达到了1008个亿。对这个数字，您有什么感觉？

袁隆平：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那是个大包袱！有的人觉得钱越多越幸福，我觉得那未免太庸俗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幸福绝不是用钱能衡量的，钱也买不到幸福。追求金钱只能让人获得物质上的享受，我不追求这个。我对那些豪华的东西不感兴趣，我穿的衣服都很便宜。

袁隆平秘书辛业芸博士插话：袁老师的衬衫大多是几十块钱的。

袁隆平：我也不喜欢吃大鱼大肉，我在饭桌上最离不开的就是米饭和五谷杂粮。我最爱吃的就是米饭。

解放周末：现在一些人一提到幸福，总觉得两个指标很重要，一个是利，还有一个就是名。您获得过很多荣誉，这些荣誉会不会让您感到更幸福？

袁隆平：如果说人完全不需要名利，那是假话，但我认为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了，人不能为了追求名利而活着。乐观一点、豁达一点，不要为小事情发愁计较，更不要为了追逐名利而花心思，否则稍微有点挫折你就受不了。

至于荣誉，它不是炫耀的资本，也不意味着 “到此为止”，在我看来那只是一种鼓励，鼓励你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当年，听说要用 “袁隆平”命名一只股票时，老伴邓则不乐意了， “你说今天 ‘袁隆平’涨三分，明天 ‘袁隆平’跌两分，多难听啊。”

老伴懂他，最知道袁隆平对赚钱这件事从来不上心。

“我不是做生意的人，更不愿意当官，对股票也不感兴趣，我平生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水稻。”对于人家要给他的 “隆平高科”董事长一职，袁隆平坚决拒绝。

在袁隆平的幸福观里， “财富”从来不是一个指标。

年轻时，他靠一双脚走路下田搞科研；十几年前，他“奢侈”地买了一辆摩托车；在被评估机构宣布身家达到千亿后许久，他才 “跟上形势”，买了辆私家车，也只是5万多元的国产小轿车。

他不讲派头，不追名牌。袁隆平的穿衣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朴素大方。每年去海南三亚培育水稻时，他都要买上好几件四五十元钱的衬衫，他还总和身边人 “推销”， “这样的衬衣好得很，美观大方，又透气，下田的时候穿起来方便，不用担心弄脏了”。他最贵的衣服是到北京领国家最高科技奖之前，经不住同事劝了半天，才买的一套七八百元的西装。

名声远扬的袁隆平曾接到过多家国际机构向他抛出的 “橄榄枝”，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每天525美元的高薪聘请他去其他国家工作，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他说： “如果只为了钱，我早就到国外去了，但我认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人口，粮食始终是头等大事，我在国内工作会比在国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袁隆平的幸福观里，也没有对 “功名”的追求。

上世纪90年代，湖南省曾三次推荐袁隆平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可他三次都落选了。

“有人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引起轰动，也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但我认为没当成院士没什么委屈的。”袁隆平很是淡然： “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没评上院士说明我的水平不够，应该努力学习；但学习的目的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为了当院士。”

对于名利，袁隆平有他自己的辩证法：把名利看得淡一点，就不会为名利所累，就不觉辛苦；把名利看得太重，甚至为了名利而生活，就会有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