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博士余龙

最近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遗传学》的余龙教授，是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一位没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土”博士，在生命科学领域已奋战了20年。


　　近年来，随着“海归”潮的兴起，中国生命科学家在俗称CNS（《细胞》、《自然》、《科学》）的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已不是新鲜事。但在我国著名遗传学家、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老所长赵寿元看来，现在怀揣着CNS的论文录用通知回国的人很多，但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学术土地，一步步走上国际顶级学术刊物的学者，却不多见。


　　为了责任，坚守在中国 　　在复旦校园里，如果你冷不丁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那几乎肯定就是余龙的手机铃声。


　　余龙曾是一个军人。军人强烈的责任与使命感，驱使他坚定地走“从国内起步，走到世界前沿”的科研之路。


　　在进入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之前，余龙已在军队度过了16个春秋。16岁时中学毕业应征入伍，1978年3月在第一军医大学军医系毕业。16年的军旅生涯陶冶铸就了他坚毅的性格和强烈的使命感。


　　余龙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后。他也想出国深造。就在办手续的时候，一位老教授对他说：“都出去了，国内的科研谁做？学生谁教？余龙，你是一个军人！”就为了这句话，他留了下来。


　　余龙进入复旦大学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后，在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和遗传所所长赵寿元教授的指导下，开始创建复旦大学人类新基因研究室。


　　那时博士后没有单独的科研经费，只能“白手起家”。就在遗传学楼不到20平方的实验室里，他靠赵寿元等教授私人赞助的一万元起家，开始走上了基因研究之路。桌椅不买新的，先拿了别人报废了的修修再用；柜子也找别人闲置的；离心机是实验必需的仪器，可他买不起，就等别的课题组下班不用时，趁空做实验……在余龙的实验室里，曾一直放着张躺椅，就是他没日没夜、见缝插针地做实验的见证。


　　这张躺椅现在已经收起来了。不过，年近花甲的余龙，依然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2个小时。记者两次约他采访，他总是同一句话：“早上8点半到晚上11点半，你随便啥时候来都行！”


　　经费是头等大事。做基因研究很费钱，那时科研经费很紧张，一个博士后是申请不到大项目的。余龙查阅文献后，决定先选其中的一丁点儿来做。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杜兴氏肌营养不良症，他就从这里起步，对引起这种疾病的基因，进行精细基因结构分析。


　　为了申请到经费，余龙一连几天，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从复旦赶到岳阳路上的中科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向中科院的老师请教和探讨课题设计。


　　至今，余龙还记得获得第一笔科研经费时的那份欣喜。“当时一般一个课题的经费都只有三四万，而一下给了我们课题十万元！”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十万元，可是相当可观的。


　　此后，在中国的人类基因研究每一个重大节点中，都会看到余龙的身影，听到余龙的声音。


　　在博士后期间，他与当时刚从法国回国不久的陈竺博士合作，申请到国家863项目“基因组计划大尺度图谱区域分析”。这个项目长达五年，科技部只要求一件事五年内不可出国。余龙当即表示：项目不完成，绝不出国门！


　　1995年，他刚晋升为教授职称就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2000年他被遴选为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他的课题组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3年后又进入第二期创新群体建设。与此同时，他参与筹建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先后担任该中心副主任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