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的历史，造假的数据

　2013年初，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环境保护四十年高层学术论坛”上，当潘小川展示了几张发黄的书页时，在座嘉宾唏嘘不已。

　　这来自1980年代初的一项全国性研究《我国二十六城市大气污染与居民死亡情况调查资料汇编(1976-1981)》。“以前监测归监测，健康归健康，那是第一次(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当年主要负责人何兴舟说。

　　当时的研究方法还略显粗糙，比如没有分开吸烟等混杂因素，可是这本数百页的报告从未公开过。经何兴舟同意后，潘小川才在会上展出。

　　“那时候，什么都保密。”何兴舟说。这正是中国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的历史侧影。

　　流行病学是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这是一门遗憾的学科。”潘小川在德国留学时曾听到这样一句话，“只有人死了、得病了，数据才拿过来做统计。”其数据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健康效应数据，比如门诊率、死亡率。另一部分则是环境监测数据，比如PM2.5浓度。两者对应分析才能得出相关结论。

　　作为研究之本的数据是影响研究质量的第一道坎。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我国就开始监测名为“飘尘”的颗粒物浓度，也就是粒径≤100微米的总悬浮颗粒物，后来变为PM10、PM2.5。在这个类似于从西瓜到苹果再到樱桃的过程中，国内研究并不比国际慢，但一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早期数据保密且量不足，后来则是可信度低。

　　1970、1980年代，发达国家在相关研究上没有里程碑式突破。到了1990年代，新方法的出现促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国外对于环境健康资料不保密，而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获取数据非常困难。”陈秉衡记忆犹新。

　　看到国际上不断涌现新成果，当时在世卫组织工作的陈秉衡想起了“走一圈，白衬衫领子都会发黑”的沈阳。和当地的合作研究结果发现，沈阳每年由于室外大气污染，大约超额死亡3000人。研究的方法已与国际接轨，可环境监测数据却极不完整：仅有1986-1988年及1992年4年间断的数据，平均一年的数据也只有170天。

　　1990年代末期，我国环境监测体系逐渐完善，但数据质量依然堪忧。由于蓝天数量与官员考核挂钩，有些地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已非秘密。一名专家发现“分析结果很奇怪”。课题组只能抛弃这些数据。为此，该专家还在内部会议上呼吁过：“达标率能不能不要和政绩挂钩?”


　　15分钟的宝贵发言


　　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的结果可为公众和政策服务，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制定空气质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在什么样的浓度下，可以保障人体健康。

　　殊不知，在本土研究捉襟见肘之际，PM2.5列入美国标准之前，我国专家也曾为美国的标准制定出了份力。1990年代初，为论证是否需要修订标准，美国增加经费开展研究，被称为“天然的暴露箱”的中国也成为合作研究对象。1993-1996年，两国环保部门在广州、武汉、重庆、兰州四城市的八所小学开展了调查。结果显示，儿童患感冒咳嗽、感冒咳痰、感冒气喘、支气管炎与PM10和PM2.5的浓度呈显著正相关。

　　这项研究由美方出资，但在我国却因经费不足，后续乏力。“呼吁过继续研究，国内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那么突出，就没有申请上。”时任中方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回忆起来还有些惋惜。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空气质量标准才逐渐引起国内重视。

　　北京承诺奥运期间空气质量将达到我国空气质量标准和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指导值。但令北京措手不及的是，2005年，世卫组织发布了更加严格的空气质量指导值，纳入了PM2.5。陈秉衡是唯一参与指导值修订的中国专家。

　　当时，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严重与公共政策脱节。陈秉衡并不知道北京的承诺。

　　在世卫组织的研讨会上，按照议事守则，专家不能为本国谋求利益。可是陈秉衡觉得当时我国无论如何都达不到如此严格的指导值，就提出为发展中国家设定过渡目标的要求。但有的专家认为指导值是基于纯科学研究提出，不能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经过激烈争论之后，这个指导值终于设定了三个较为宽松的阶段性过渡目标。

　　但对中国而言，这依然非常严格。陈秉衡回国后赶紧向有关部门汇报，但应者寥寥。“那时候，我和环保部门还没有接触。”

　　幸运的是，2006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她15分钟的报告引起了台下原国家环保总局科技标准司领导的注意。此后，她应邀去环保总局演讲，“在座的不仅有专家，还有真正关注这个问题的领导。”回想那个上午一百多人参加的报告会，在此领域研究了二十多年的陈秉衡仍然十分感慨，“研究能为政策服务，这开创了我们今后科研的方向。”

　　环境标准终于放在环保总局领导的心上，而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工作之一便是要系统地开展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2008年，环保总局资助阚海东和陈秉衡的研究团队开展了全国研究。

　　研究发现，将PM10分成PM2.5和PM2.5-10(2.5微米≤粒径≤10微米)两段，健康效应主要是PM2.5造成的，PM2.5需要列入标准;但研究没有发现PM2.5在多少浓度之下，不会产生危害。

　　北京奥运再度成了助推器，北京大学多项对易感人群(如有心血管病既往病史的老年人或儿童)和高暴露人群(比如出租车司机)的研究发现，奥运期间，PM2.5浓度降低时，对健康的不利影响都降低了。

　　这为2012年我国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提供了帮助。虽然国内研究只提供了“间接参考作用”，但陈秉衡觉得安慰的是“不只是完全参照世卫组织的研究，而是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