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需要发展方式转变

近来,，北京经历了多日重度污染天，改写了大部分北京人“只有冬季采暖才会导致严重雾霾污染”的概念。与此同时，自今年1月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以来，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讨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借着新一届政府需要调整经济结构的背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的着力点最终落在了淘汰落后产能与减少煤炭消耗上。据报道，中央政府希望天津的煤炭消费总量2017年比2012年减少1000万吨，河北的煤炭消费总量2017年比2012年减少4000万吨，山东到2017年煤炭消耗量比2012年削减2000万吨。

6月14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终于完成了各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委的征求意见，提交到国务院常务会讨论。但蹊跷的是，会议结束之后高调颁布的“国十条”里，除了将大气污染防治法立法列入国务院一类立法计划之外，各项措施皆为原则性措施，并没有提出期待中的PM2.5快速下降目标，以及相应的煤炭削减控制目标。至今，《行动计划》并未在任何部门官网发布。有传言说，由于《行动计划》争议太大，需要更高规模的决策层会议才能拍板。

僵局的死结何在？可以想象，地方政府最大担忧就是：煤炭减量或是削减落后产能会影响当地GDP的发展。河北省省长张庆伟曾经透露，目前河北有2亿多吨钢铁产能，计划削减6000万吨。而中央想要削减1亿吨。河北还有2亿多吨水泥产能，煤炭消耗超过2亿吨，这些都是区域空气污染的最大“元凶”。从两会讨论至今，河北省究竟能够淘汰多少落后产能?削减多少燃煤?预期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是多少?至今没有任何公开的政策。

相比河北，经济较富裕的山东似乎更积极。6月18日，山东省环保厅在官网发布《山东省2013-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提出2020年PM2.5浓度改善50%的目标，并提出分别在2017年、2020年通过“外电入鲁”实现替代5000万吨、7000万吨标煤的煤电。但即使是这样，在煤炭总量是否削减这个问题上，依然没有明确的表态。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城市一级的行动方案上。比如说，石家庄市在6月19日发布的《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13-2017年）》中，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PM2.5治理目标，即到2017年底，PM2.5浓度在2013年基础上下降30%；在治理污染最大的源头燃煤上，提出了不批准最新的燃煤项目，关停小锅炉等原则性措施，但是最终能落实多少总量削减，未能被提及。

这多少反映了中国在治理大气污染政策上的尴尬，即使中央也有治理决心，可惜长期以来“以GDP论英雄”的价值观，已经在地方形成惯性，直接导致了具体行动方案的“难产”。要想空气治理有明显成效，最根本是要打破将“GDP增长”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第一标准，正如近期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谈话中指出，“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决不能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