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国家周刊：困在城市

中国城市的很多问题，都与正处于初期的城市化有关，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在于城市化更好的发展

早上6点，纪南悄悄从床上爬起，此时女儿和妻子还在熟睡中。自从去年将房子买到河北燕郊后，在北京上班的他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一下子多了1个多小时。

纪南希望把车开得快一些，以避开让人头疼的早高峰。他是一家行业报的美术编辑，已经干了快10年了。这10年中，他从一个寄居“城中村”的农村小伙，买了房，买了车，在老家的人眼中，他已经“城市化”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按照权威的统计数据，在1990年以前，中国每年的城市化增率只有0.1%到0.2%；1991年到1994年，每年的城市化增率达到0.8%到1%；进入1995年后，每年的城市化增率已经超过1%。

堵在路上

拐入朝阳北路没多久，纪南就感觉车速渐渐慢了下来。他探出头去，发现等待的车流已经向前蜿蜒了两三百米。车流中充斥着一种焦虑的情绪，整条马路已经变成一个停车场。

北京市交管系统提供的信息显示，目前北京市早晚高峰时段，90%以上的道路处于饱和或超饱和状态，全市路网的平均负荷度已达70%，其中干道系统达到90%以上。在此期间，北京中心城区的车速已经降至每小时5到7公里，几乎相当于行人走路的速度。

在2010年年初推出的2009年福田指数报告算出了这种堵车背后的经济成本。该报告显示，北京居民每天花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为62.3分钟，而其中的拥堵时间为22.2分钟。这些堵车的时间如果换算成经济成本，就是每月335.6元。这相当于北京市低保标准的3/4强。而截至2009年12月18日，北京市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400万辆，是该市享受低保人群的17倍多。

车辆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统计资料显示，北京机动车保有量从2300辆增加到100万辆，用了48年的时间；从100万辆到200万辆，用了6年半；从200万辆到300万辆，用了3年9个月；而从300万辆增长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零7个月。

有人试图较为直观地描述400万辆汽车对于北京意味着什么：该市二环路全长为32.7公里，双向共6车道，如果按照一辆小汽车4.5米长计算，二环路全排满可以容纳近4.36万辆车。同理，三环路可容纳6.4万辆车，四环路可容纳约11.61万辆。三条环城路排满也只能容纳22.39万辆车，仅占北京市全部汽车保有量的5.6%。也就是说，如果每100辆车中有6辆车同时上了这3条环路，北京的这3条环路交通将陷入瘫痪。

北京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几乎与该市城市化的进程同步：当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快速增长、并于1997年突破100万辆时，北京市外来人口的涌入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一份截止到200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91年至2003年，北京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年均增长15%。

大批私家车倾巢出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共交通的不足。截至2008年奥运前夕，北京市共有公交车2万辆左右、轨道交通7条。在上下班高峰时，不管是公交还是地铁都已是人满为患，但公共交通在居民出行中所承担的份额仍然不足40%。而国际上同等规模的城市，这一份额大都超过50%，其中莫斯科和香港为55%，巴黎则为70%。

目前，北京市正在实施两项意在解决拥堵的举措：一是多条地铁线正在修建，二是“差别化停车收费”的政策已在实施。后者通过提高在中心城区停车的收费，意图将更多的市民“引”到轨道上去。这些举措试图达到的短期目标是：到2015年，在北京中心城区，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将达到45%。而在高峰时段，这一比例将达到50%，轨道交通在其中的份额将由目前的不到30%，提高到50%以上。

离别“城中村”

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大幅增长的背景之一，是由于房价的大幅上涨而导致的住宅的郊区化。

在燕郊买房之前，纪南一直住在北京的“城中村”里。这是一些类似于他河北老家的村落，最大的不同是，他老家很静，而这里很乱。

他经常在半夜里被下班回来的人吵醒。院子不大，房子之间的距离很近，加上房东只是为了出租而不是自住，所以隔音不好。有的人半夜里回来做饭，油烟味缭绕在每个人的房间里，至天亮而未绝。

他经常会在门口看到公安部门贴出的安全提示，有时候还会有嫌疑犯的画像。他听房主说，出租房屋，最怕的就是租给了那些“犯过事”的人。有一年，同村的一家就揪出了一个逃犯，房东则因为涉嫌包庇被拘留了一段时间。

时而会听到有人家里被盗的消息。年末往往是此类案件的多发期。每到此时，村子里就变得有点风声鹤唳。村子里几乎没有安保系统。公安人员到访，往往是事关暂住证的办理。

在通往村里的一条狭窄马路旁边，经常能看到无人问津的垃圾。在一处上千人公用的公厕外，经常能看到大便的痕迹。由于城市规划止步于乡村之外，村里的卫生都是由村里自己打理，而打理的效果往往取决于村里的财政状况。

但纪南认为，“城中村”也不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悲惨。他说，外人对“城中村”的描述往往夹杂着很多的想象，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悲天悯人。“就像生活在唐家岭的人不习惯被人称为‘蚁族’一样，生活在‘城中村’的人也不希望被描述得过于悲惨。事实上，除了公共设施不够齐全外，生活在‘城中村’里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除了低廉的房租外，生活在其中的人还能感受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由沟通。”

有人将“城中村”比作国外的“贫民窟”，纪南对此不认可。他说，“城中村”的原住人口并不贫困，房租对每一个房主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以他所在的朝阳区崔各庄乡北皋村为例，该村原住人口1850人，而外来人口则有2万余人。“相当于10多个人的房租养一个人。”

北京市政府对“城中村”的改造已在谋划中。去年6月份，该市朝阳区崔各庄乡的拆迁公告贴遍了纪南所在的北皋村的大街小巷。一场波及该市50个村的“城中村”改造工程正式启动。

被纳入这场改造工程中的北皋村，被列入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序列。这是“城中村”改造的另外一个背景。在2009年12月15日举行的《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国土局副局长张维说，北京目前人地矛盾突出，人口增速超过预期。为此，除了加大对存量土地的挖潜之外，“城中村”改造将成为重要的土地储备来源。

“被郊区化”

离开了居住了12年的“城中村”，纪南起初并没有打算在燕郊买房。

他先是在附近的“城中村”转了一下，发现它们几乎都面临与北皋村同样的被拆迁命运。他又看了看附近的楼房，发现由于“城中村”拆迁而释放出来的巨大需求，正在转化为不断上涨的房租。他想还在附近找房，因为不久前刚刚为女儿联系好了一所小学。中间人是在该校任教的房东女儿，而该校校长又是房东的远房亲戚。由于这层关系，校长将其赞助费大幅减免，原定每年2000元，降为整个小学阶段只交2000元。

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变量：由于拥有北京户口是在北京参加高考的一个必要条件，无法创造此条件的父母们开始在北京附近的城市未雨绸缪。纪南的朋友许亚洲，先是在燕郊买了套附送户口的房子，后来听朋友说天津的户口相对好办，教学质量又高，于是先托人把自己的户口转过去，然后将燕郊的房子卖掉，又在天津买了套房。而许亚洲在广州的一个亲戚，由于无法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返回了河南老家。

在租房的思路用尽后，纪南开始打起买房的主意。但他们在围着北京转了一圈后发现，无论是二手房还是远郊的房子，房价已与他们2006年看房时今非昔比，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过去几年的房价陡涨，已经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刚性的需求，因而与城市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一种与投资有关的恶性循环：房市间歇性出现的价格狂奔，已经诱发全民的投资冲动，包括那些买房无望的人，而这种冲动又会在政府欲说还休的调控模式下得以强化。

“在房子问题上，中国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刘海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发达国家的城市土地虽然是私有的，但是城市土地的增值部分，却可以用税收的形式收归国有。“也就是说，在国外，土地是一个你很难从投资中获利的东西。”而中国虽然是土地国有制，但土地的增值却落在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炒房者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