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致停课”事件的多重效应

近日，我国中东部地区发生大范围灰霾天气，长三角地区空气污染严重。南京市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指挥中心于12月4日晚间发布了大气污染“红色预警”，随后，南京市教育局下发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启动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红色响应，12月5日停课。

据笔者所知，这是国内首度因空气严重污染而执行的停课措施。那么，对于身处雾霾中的各个城市及民众而言，这一措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上，中小学校停课，并非新鲜事物，只不过，以前的停课原因大都与季节性自然气象的变化有关，尤其是遭遇大雨、大风或者大雪等不利气象条件时，出于安全防护的需要，会采取停课的应急措施。但这一次，停课的原因有点特别，是空气质量出了严重问题。这也是继“雾霾致病”、“雾霾减寿”等认知之后，雾霾对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冲击的又一明证。

“雾霾致停课”事件佐证了近年来甚为流行的一个观点，即包括PM2.5在内的空气污染，不仅直接影响健康、寿命以及人身安全，会造成额外的死亡，还会通过影响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方式波及民众日常生活。这无疑在警示民众，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提高对于空气污染的警惕，加强污染防治。除此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真正切实将已显现出来的影响转化为包括民众、企业和政府在内，各方对环境保护的正确认知以及行动。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究竟应如何理解“雾霾致停课”以及类似现象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仅从表面上看，“雾霾致停课”直接说明的意思是“空气污染提高了社会运作成本”，也就是说，如果长期生活在“受污染”的空气环境中，即便是远离污染源的教育等公共活动也会受到影响。

按照经济学的诠释，“雾霾致停课”并非故事的全部，尽管“停课”本身对于公众而言，已经具有极大的震撼。实际上，民众的当前福利和未来福利都会受到影响。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雾霾致停课”事件的本质影响则在于，空气污染已经危及到社会整体福利。只有从福利效应出发，才能更全面地审视这一事件。

从这一点出发，要进一步理解“雾霾导致停课”，可再进行拆分：其一，受空气污染影响，停课本身意味着什么；其二，同样受空气污染影响，停课风险的提高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停课的直接福利影响在于，损害到学生群体和个体的教育权益。而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还更多，比如，为预防不测，必须处理好停课后家中无人照顾的幼儿学生的看护问题。南京的做法是，家中无人照顾的学生可以送到学校。

其次，既然已知空气质量与教育间存在的可能关联，那么，为在最大程度上阻断恶劣空气对教育的波及，社会就必须进行空气治理，譬如采取各种措施来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此类政策、措施以及应对行为无疑都将耗费高昂的社会成本。

再者，由于短期内很难杜绝“雾霾致停课”的可能，那就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竞争力源泉，即“宜居环境”，这一点对于吸引国际性人才和资本都至关重要。近期有来华的国外艺术家因空气质量问题而现场失声，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并且值得警惕的信号，即，如再不加紧改善并建设宜居的生活环境，那么高素质人才及其家庭，将不再对所居住的地方形成认同感，长此以往，恐怕由环境质量问题引发的现代版“孟母三迁”故事将频繁上演。

以上三点基本可以概括出“雾霾致停课”这一事件给社会福利带来的各种较为确定的长短期影响，其中短期的影响又尤为显著。

除此之外，“雾霾致停课”事件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于未来福利的预期，预期改变的原因来自于风险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不确定性。从发展的本能出发，人们必然希望采取各种措施规避风险，这会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方面，受雾霾天气等风险的警示，在生活和工作区位无法调整的情况下，人们会转而改变其生活方式，如同医生所建议的那样，减少户外活动的频率，改变食物结构。或者调整其工作类别，譬如从户外为主的工作转为室内工作。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转变显然会造成某种结构上的失衡，进而波及社会经济的稳定。


另一方面，确认存在空气污染，并会对包括教育、健康、人身安全造成危害后，面对其中仍然未知的部分，即“不确定性”，全社会还得进行额外投入，从医学、环境、经济、制度等方面出发，来确定风险的高低，以及风险的形成机制。这样的投入可以归总为“风险成本”，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确定性”，并消除风险，然后增进各种应对措施的效率。

当然，“雾霾致停课”这种事的发生，在当下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其积极的一面是，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焦点效应”，让空气污染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以推动形成合力，进而彻底根治雾霾这一顽疾。